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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埃维要离开的时间到了。我猜想大多数好朋友会出去吃一顿告别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最后一晚这件事上，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到了我们最喜爱的练琴室，直到午夜守门人罗恩来赶我们走时仍在里面。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一时刻的特别意义，他同意先去锁别处的门，我们可以练完正练着的这支曲子。
就这样，我们练完了西泽·弗兰克①的《a大调奏鸣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尔·巴伦波姆不久前刚刚录制了这支乐曲的唱片。
①西泽·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乐充满了哀伤和渴望，我们演奏时其情之深，超过了我们一起演奏的任何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场。我们拥抱告别后她走了。
我驱车回家，车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脚的弟弟来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个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始生活。
自然，他对于生活的想法，无疑受到了我们童年时心理上不稳定的强烈影响。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专业都没选定，就选好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和一个满脸雀斑、会弹吉他的同班同学埃伦·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们住在离大学乘公共汽车有25分钟路程的普兰菲尔德一座两家合住的楼房的顶层。
在这段时间里，我忙着写4年级的音乐论文，同时在有机化学课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样，不过是科学上的。
每周几个晚上（在11点电话费打折以后），埃维和我就在电话上聊天。这不如“活生生的”谈话那么令人满足——当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乐——但是能听到她对从我的女朋友到论文等一切问题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对论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认为有可能发表。
我论文写的是威尔第写出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满灵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够看出他两部歌剧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作为管弦乐大师的成长过程。真像是钻到了这位音乐家的脑袋里面。显然，两位评阅人和埃维有同感，因为他们给了我a＋。
妈妈在感恩节来看我们的时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赫恩，是个医学博士。我原来就觉得最近有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预感证明是对的。
他是个离了婚的外科医生，孩子已经成年。马尔科姆看来不仅是个具有幽默感的热情可靠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父亲的完全相反），而且还有那么点儿是个音乐家，确切地说，是个男高音，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骗或假声就能唱到高音c。仅此一点就会使他成为任何一次演唱活动中受人欢迎的客人。马尔①已经是医院男声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对位调肯定会使最愁眉不展的听众脸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来他确实很喜欢母亲，现在母亲有真正的第二次获得幸福的机会了。
①马尔，马尔科姆的昵称。
埃维听到了关于马尔科姆的事非常高兴。（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还是个高音“c”？真是好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对她说，在圣诞节见到他时由她自己得出结论吧。
“哦，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来告诉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罗杰和我——”
“罗杰？”我怀着毫无理性的嫉妒问道，“你是指名家约瑟夫森吗？”
“呃，是他。其实刚才是他接的电话。”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说，“你该告诉我我打搅了你。”
“你永远也不会打搅我。再说，我们的事我都对他说了。我说，你和我们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个星期的雪怎么样？”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课简直把我给埋上了，我几乎都挤不出一天来回家。不管怎样，祝你圣诞节快乐。”
我挂上电话，觉得自己笨得像头驴。我早了整整一个月向埃维祝贺节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医学院。这样，即使在他们结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蔡兹和埃伦（他在畜类保护协会找到了做执行教练的工作，而她开始读师范学位）。
那年结婚很流行。8月，埃维和罗杰在坦戈伍德也结成了连理，罗杰正在那里在朱宾·梅塔①的指挥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两天到了那儿，因为当罗杰去参加最后一次单身汉聚会时，埃维突然感到一阵胆怯（我只能这样形容）。（“我是说，马特，他是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成熟。他干吗要娶我这么一个孩子？”）
①梅塔（1936…），印度管弦乐队指挥。1978年起任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音乐指导。
我设法使她相信，像罗杰这样的人很聪明，知道她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不管谁娶了她都会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开香槟酒瓶塞和闪光灯的砰砰声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我嘛，庆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礼后一些客人开的音乐会，似乎我收藏的录音带的一半作者都亲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头钻进了医疗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维终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学业，以便能和罗杰一起巡回演出。这样，我们就逐渐疏远了。
即使在成了个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兹和我仍然每个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进行兄弟间的谈话。
他依然有着问令人不快的问题的习惯。
“你有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和埃维结婚，觉得后悔吗？”他天真地问道。
“行不通的。我们就像兄妹一样。”
“那你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没觉得痛苦，蔡兹。我只是为去非洲的面试感到紧张。”
“非洲？”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啊，你一定是想参加美国军团，好把她给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责备道，然后承认自己向国际医疗队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个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区建立医疗站，给贫穷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来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义特点。有危险吗？”
“那就要看他们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亚，那儿正在打内战。不过他们对我说，双方都还没有愚蠢到向医生开枪的程度。”
“反正，别忘了在睡衣上别上‘医生’的牌子，”蔡兹怀着明显的关切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消息？”
“下个星期，到巴黎去面试以后。”
“你是说，你已经到了要面试的阶段了，可连你的亲弟弟都没告诉？”
“我是想如果失败的话，我最好先不声张。”
“得了，马特，你从来不会失败。”
“呃，”我笑着说道，“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意义重大的机会。”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兰
他们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马利亚，然后是婴儿。
到米兰大教堂来的重要客人和前面两位已经很熟了，但婴儿才刚刚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团公司法玛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达历山德罗的女儿。这是她首次公开露面。
当总理抱着孩子，红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词地吟诵着拉丁文的洗礼词，命名她为西尔维亚·马利亚·达历山德罗时，她的母亲卡泰丽娜对丈夫轻声说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这样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谢了。”
他咧开嘴笑了，拥抱着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丽娜①，不然我们怎么会相遇的呢？”
①卡丽娜，卡泰丽娜之爱称。
尽管达官贵人们都是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但从某个意义上讲，走的路最远的是马里奥·里纳尔迪，因为这个吉安·巴第斯塔的对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落后的小地方，长到10岁才有了一双鞋。现在，他已是密特罗公司（都灵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产从吹头发的吹风机到直升飞机等各种产品——更不用说从法玛公司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辆汽车上的轮胎了。
尽管这一时刻再一次属于吉安·巴第斯塔，工业界的巨头全都众星捧月般围着他转，马里奥却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使有了两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却买不来一个儿子。而这正是他所拥有的。
教长在往婴儿头上洒水的时候，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