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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场长突然吊下脸，“我们才不和公社打交道呢！我们连我们自己的事也转不开轴……当然，下种时，我们的人手都可以参加。其它事我们管不了！”
如同一盆子凉水泼在了我的头上。
我到这里来，原来是指望他们帮助的。想不到这位场长竟然这么对待这项工作。尽管他们是县办农场，不属地区管，但我们这项工作不是支持他们农场吗？如果周围的沙被固定了，不是利于农场今后的发展吗，……我看着曹场长那被酒烧红的胖脸，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我现在知道，我刚才看见的农场那种破的景象原因在哪里了。
直令人痛！这么一个宝贵的地方，竟然让这么一个人来领导！我被曹场长那冷淡而粗暴的话呛得不说什么。
这时候，那个侯会计竟然举起他的酒杯，摇摇晃地递到我面前，嬉皮笑脸地说：“来！来！干上一杯！早听说了，咱们这儿要来个女人。真稀罕！就像沙圪梁上长出一朵玫瑰花！喝上……一杯呢！”我所愤地一拧身就走。
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听见醉了的曹场长说：“别……生气，侯会计……醉了……”我几乎是跑着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我呆坐在炕沿上，真想哭一场！
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这工作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里艰苦的环境我不怕，但遇上这么些人可怎样开展工作呀，花棒的播种工作五月初就得开展，而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下旬！
我突然想起了吴有雄。
是的，尽管刚和这个人认识，但我对他的现象还不错，我是否找他谈谈，看能不能帮一下忙呢？
我很快去找吴有雄，并向他说出了我的难处。
吴有雄严肃地听我说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我陪你去公社一趟。公社赵书记人不错，他肯定会支持你的。”我对吴有雄一下子充满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对他产生了信任感。我问他：“曹场长这个人怎样？”
“怎样？”他嘲讽地一笑，“整天蹲在炕头那个侯会计喝酒，一天到晚发牢骚、嫌共产党给他的官太小了。我看共产党干脆不要让这些人当官。说不定事情还能办好。这个人来几年了，把好好一个农场糟蹋得一烂包，我看不惯，平时爱提个意见，就成了他和侯会计的分人……不过，我不怕。”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在这公社中学毕业，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在这里当了工人……唉，这可是个穷地方啊！从我记事起，这公社没有考上过一个大学生，也没一个大学生来这里工作……你是大学生吧？”他问我。
“我去年刚从省林业学院毕业。”我说。
“那你是来这个地方工作的第一个大学生了……你种完花棒就走吗？”“不。我准备长期呆在这里。我不仅要看看花棒长起来，还要在这里桑树养蚕呢！”
“是吗？”吴有雄激动了，“那可太好了！你别管他曹场长和侯会计什么态度，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会帮助你的！你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说！”
我很高兴——这么快就有了一个事业上的热心支持者。
吃完午饭，我坐着吴有雄的拖拉机去了公社一趟。
公社赵书记正像吴有雄说的那样，是个好人。他热心地支持我的工作，说这实际上是给他以社办好事哩。他说播种花棒的劳力由他们公社组织，让我放心好了。什么时间要人，只要通知一下就行。下午回来后，我又找了一次曹场长。在他的房子里，我向他谈了我去公社的情况。
他的酒看来醒了，说：“那好……你是坐拖拉机的吗？”
我说：“是的。”他说：“唉，这个吴有雄！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怎能随便把拖拉机开出去呢？”
我说：“她拉回来一车碳。”
“碳？现在又不需要炭！”
我突然听见大立柜后面人说话：“这拖拉机要变成专车了！”这是侯会计。我不知道这个下流的酒鬼在柜子后面。
我不愿和这些人磨嘴，就转身出了门。
下午，我详细地制订了花棒种植的规划。种多少亩，用多少种籽，需要多少劳力，计划几天完成，得付出多少工资等等都写成了报告。我准备上报局里，并且也给农场和公社各送一份。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闭住眼靠在椅背上休息了一会。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应该给薛峰写一封信。不知为什么，上次给他写信的后，好长时间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病了？
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声，这声音不像是拖拉机的声音，是什么在响动呢？
我笑了。我记起了上午有雄对我说过的话。
我走过去，拉了拉电灯的开关。
黑暗的小屋子一下子被电灯光照得雪亮！
多么好，电灯！我兴奋地坐在了桌前，铺开纸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给薛峰写信——我要把我的新生活和全部喜悦的心情告诉他……
。。
你怎么也想不到11…（薛峰）
小！说
我现在完全隐入到与贺敏的热恋中去了。
这一段，我几乎每天都要见她。除过上班，所有的时间都设法和她泡在一起。她是一是各方面都“现代化”了的姑娘。衣着不必说，爱好也是最时髦的。喜欢朦胧诗，喜欢硬壳虫音乐，喜欢现代派绘画，喜欢意识流小说。
虽然她的爱好不一定我就爱好，但我仍然装出和她一样爱好，甚至比她还要爱好。这全因为我喜欢她。
有一次，她硬拉我去看一个非公开的现代派画展。那些画我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画看起来就好像是把搅拌起来的各色颜料，随意倒在画布上的。至于雕塑，更是莫名其妙：有的是几切废钢管横七竖八焊接在一起；有的干脆就是一块形怪状的树根或者打掉几个豁口破碗——只不过下面都冠下名称。每件“作品”都配一首朦胧诗，读起来像咒一样难解。贺敏完全被这些“艺术”陶醉了。她津津乐道地向我评说这些“作品”的超凡脱俗之处。
我自己尽管看不懂，但为了投她所好，也就跟她瞎说一通。岂不料贺敏对我的瞎说评颇高，说我不愧是个诗人，见解极其精辟。这使我哭笑不得。仅从这一点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个“艺术展览”有多么荒唐。
不久，这个展览会就被查封了……
但在这个城市，我们的去处是很多的。我们听音乐会，去游泳，去公园和孩子们一声挤着坐转椅，踏跷跷板……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她的宿舍里度过，听西方那些古怪的音乐——那声音就像弹棉花一样，叮叮咣咣的。
当然，我并不感到这一切都是令人舒服的。有时候，我也能意识到，这种所谓“高级”的生活，实际上埋伏着一些危机。这将导致我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人。什么人？我也很难说清楚。但我已经很难从这里拨出来了。我迷恋贺敏。
她当然也不是个妖精，而是一个具体的，漂亮的姑娘。正如我原来预料的那样，和她一同在街道上走过，总有许多漾慕的目光投向我。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也许青年男女都有吧？
这恋爱使我每天心神不宁。我的精力、智慧全用在了与贺敏的周旋上。为了博得她对我的更深的爱，我几乎每天都给她写诗——恨不得从她的头发一直赞美到脚后跟上……
由于精力不集中，工作无疑受到了影响。
糟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竟把本省两个稍有名气作者的稿子退错了——这个人的稿件装在了那个人的信封里。
这两个人最近本来就由于寄过多稿而刊物没用，心里很不高兴，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使他们非常气愤。
他们都直接给主编写信，反映这件事。
在编辑部的全体会议上，主编念了这两封信，并且批评了我。我本来在编辑部混得还可以，这下可完了。
紧接着，倒霉的事又出现了：我负责校对的一期诗稿，竟然出现了几处严重错误。这次不仅作者提出了抗议，连许多读者出投书编辑部，对这种粗疏而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编辑部上下立刻议论纷纷，都说这样下去，刊物恐怕没有多少人订阅了。我在编辑部一下子抬不起头了。
主编找我谈了几次话，狠狠刮了我一顿。
这些丢人事使我非常苦恼。为了弥补过失，我开始尽量克制着少和贺敏见面。我有时候躺在床上，脑子乱成一片，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似乎意识到，在这些短短的日子里，我已经很难把握住自己了，就像醉汉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