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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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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
。网
和阎纲的通信
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