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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头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
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
小萍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给缝屁股后面破了的裤子，针时不时扎在我的屁股蛋上，我疼得喊叫起来，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说：“快完了……”鼓弄了很长时间，她才说她缝完了。我用在后面摸了摸，已经不露肉。
她像没事似的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说：“毛杏子最好吃了，酸酸的……现在咱们回吧？”她对我说。
“我先不回去，你走……”
她冲我笑了笑，就走了。走出不远，她又回过头叮咛：“你快回来！”
她走了，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
我抬起头，望了望绿叶间那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
尽管我不太会上树，但我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
我勉强上去，刚摘了一颗杏子，由于脚没站稳，一下子从村对上摔下来了。
我跌倒在地上，听见屁股后面“嘶”的一声。天啊，刚刚缝住的裤子又一次破了！
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这次使我伤心的是，我无法是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正是为了报答她，我才冒险上树的。现在总摘了一颗杏子，但付出了裤再一次被扯破了代价……我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
我于是硬着头皮从山里下来，磨蹭着来到学校下边的小河边。
我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我不敢上去。
我突然看见小萍到院畔上来倒垃圾。她也看见了我，喊：“你快回来！”
我没动。
她站了一会，看我这样子，就从小路上转下来了。
她站在我面前，问：“你怎不回去？”
“给！”我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尽管这杏子已被我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扔在自己的嘴巴里。她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酸酸的……咱们回……”“我回家呀……”“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动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卡叽布衣服。
当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叼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你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叮当时我也曾祈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麻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颗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歌唱：找呀找呀找呀找，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吧？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我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医院里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住不住，就找了个看见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上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象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理会规程的行为。要不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他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着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头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扰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嗯。”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有？”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总比一个瘤子好看了。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灰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在他这样说的，那位女护士走过来，说：“你可以把网兜放到这儿，完了你再来龋”小马于是就把那网兜交给了她。女护士提着就走了。
这爷子俩随后也就举手一边给病室的人打招呼，一边倒着退着出了房门，走了。
这一切极其平常。
但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解之处，不妨在这里提一提：老马的那个大网兜本来也可以放在这病房，然后他儿子再来取也可以。老马和他同病室的人已相处多时，难道他们还能偷了他的东西不成？这一点那位女护士应当知道，所以她根本不必把那个网兜提到她那里去。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这个小小的生活的疑点，似乎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
即使一个古代拜占庭的智者，恐怕也不会留意到这种日常的琐事包含着什么竽要的内容。
这个小故事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网兜提到这里来呢？她站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也愣住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