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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偏过一点，六婶子吆着“小黑子”来到县城。
好老远看见街口站着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她心想：这两年不是没红卫兵了吗？难道文化革命又开始了？
她和她的猪娃娃慢腾腾地走到了街口，准备穿过街道，到南门外的猪市上去呀。
她马上被人挡住了——正是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
“猪是买的吗？”其中一个黑猪巴茬的问她。
“卖哩。”她回答说。
于是那几个人也不说什么，就把她的“小黑子”捉住撂在一个筐子里，又把篮子提到旁边的秤台上。
一个报斤数，另一个劈哩啪啦拨了几下算盘，说：“七元八角！”
那个黑胡巴茬的人就从钱袋里数出几张钱来，递到六婶子面前：“给！”
六婶子现在才反就过来，原来这些“红卫兵”把她的猪给收购了。她急得赶忙说：
“哎呀，我这猪前村里张有贵一口掏下十五块钱我都没卖呀！我八块钱买的猪娃娃，喂了半年，倒还赔了两毛钱！我不卖给你们！我到猪市上去买呀！”
“哈哈哈……”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大笑了。那个黑胡巴茬的人手指了指墙上贴了一张纸，大声说：“县革命委员早发通告了，所有的仔猪都要统一收购，统一出售，自由交易猪是资本主义！你们老百姓不识字，难道连耳朵也不长吗？就没听说县革委会发了通告吗？”
老婆婆的眼睛顺那人的手指往墙上看去：那的确是一张告示，上面盖着朱红官印，比猪背上的那个还大。
她猛感动到眼前一阵发黑。她还再反抗吗？这可是“公家”的告示呀！她对“公家”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过去了为“公家”，曾没明没黑地在麻油灯下做过公鞋；在辗磨上推碾过公粮；在农业社会里，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场的庄稼垛上。而就在刚才，她还是“公家”的那口肥猪还给了公家呀，……想不到“公家”现在把她的“小黑子”就这样“买”了，才给她七块八毛钱……她想到她害病的男人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挖药材；想到她为这个猪娃娃受的那些罪；又想到今年和明年连个量盐买油的钱都没指望了，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老眼里转开了……
她央求她面前的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好公家人，我也是好老百姓，你们就行行好嘛！我是张家坪张六的老婆，我一辈子没生养过，无儿无女，吃的有咱农业社哩，就是零用的钱要自己打闹哩。我老两口都老了，做不成其他营生了，没来钱处，就靠一年养口猪卖点钱，量盐买油哩……”
这些人已经忙着收购其他人的猪了，对这个老婆子的一番可怜话听也不听。
那个黑胡巴茬的人把那七毛钱塞到六婶的手里，便和另外几个人推着一架子车收购来的猪，扬长而去了。
老婆婆紧撵在那些人的身后，眼泪汪汪一唠叼着：“你们行行好吧！看在我这无儿寡女的老婆子面上，把我的猪娃娃给我吧！公家和私人我保证都不卖了，我回去自个再喂它呀！
给我吧，行行好吧！……”
她已经追不上他们了，但她还继续一边紧撵着，一边唠叼着上面那些话。那话一句句说的那么认真，那么可怜，尽管身边空无一人，但她好像感觉全城人都在倾听她诉说自己的苦情。
好看见那些人进了一个大场院。她紧撵着走了进去。那此人不见了，只见土墙围着一个大猪圈，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猪。
好扒着猪栅栏门上，喘着气，嘴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她的“小黑子”。可怜的“小黑子”听见了她的呼唤，从猪群里挤出来，来到了铁门上。它后面跟着挤出来一只大肥猪。六婶子认出来这就是好交给“公家人”的那口猪。老婆婆慌忙把自己的瘦手伸过铁栅栏，忘情地抚摸着“小黑子”那滚圆的背顶，她看见她的猪娃娃的背上，也盖上了一个圆圆的官印。啊，它从此再也不属于她了！她鼻根一酸，一直在眼眶里旋转的泪花子，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西斜的太阳仍然闪耀着烫人的光芒。老婆婆感动了阵阵眩晕。她舍不得她亲爱的“小黑子”。她索性坐在栅栏门外的地上，一次次把那瘦骨伶仃的手伸过铁条的空隙，抚摸着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猪娃娃。她像一个探监的老母亲，把那母性的幸酸泪一滴滴洒在了无情的铁栅栏下。铁栅栏呀！你是什么人制造的呢？你多么愚蠢！你多么残忍！你多么可耻！你把共产党和老百姓隔开了！你是魔鬼挥舞的两刃刀，一面对着共产党，一面对着老百姓……
黄昏降临的时候，六婶子才蹒跚地走出了这个土院子。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水泥电杆上的几颗路灯像几只害了眼病的红眼睛在盯着这个老婆婆。六婶子突然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随后这两只手马上又在身上慌乱地摸了起来。摸了半天，她嘴一张，“哇”地一声哭了——那可怜的七块八毛钱也知道在啥时候丢了！
．．
青松与小红花
。
一
她现在是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一九六九年冬末，当时和她一同来插队的有二十几个少男少女。
在第二或第三个秋天，这些人就先后和大雁一齐飞走了。他们有的当了兵或工人；有的更幸运一些，上了大学。只有她走不了。她像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雏雁，滞留在这里六年了。谁都知道，她不幸，是因为已故的父亲被宣布为“畏罪自杀”的“叛徒”——他人死了，却给她留下了一份吃不消的政治遗产。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她的不幸主要还是怪她自己。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这时光像她这种处境的人，一般说来总是自卑的。为了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或者企求一点小小的发展，总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没锋芒，没棱角，奔跑在领导的鞍前马后，随社会的大潮流任意飘泊……
但不幸的是，吴月琴没有这种认识。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德”她连一点也没有。相反，却表现出一股傲气。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锐敏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
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村里的老百姓就是在厕怕里见了公社干部，也总要满脸堆笑，用庄稼人那句向人致敬的话问：吃了没？吴月琴才不管这一套。她就是见了那个外号叫“黑煞神”的公社书记，也不主动搭理。如果“黑煞神”冯国斌也不搭理她的话，她甚至加眼皮也不抬就从他的面前走过去了。
她很孤独，但这只是对别人来说，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看来并不如此，白天晚上，只要她没睡着，嘴里总是哼哼唧唧在唱歌。唱的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听惯了的歌。怪腔怪调的，谁也听不懂。她自己是畅快的——人们这样认为。
但老百姓对她的这种畅快是鄙视的。的确，父亲去世是过了几年了，但她妈不是前几个月才死的吗？就是老人历史上有问题，但总是自己的亲人嘛！难道作儿女的就连一点点悲哀和痛苦的表示都没有，还能畅快的唱歌吗？实在是作孽！
有一次，当吴月琴所在的三队队长运生说了一件关于她唱歌的事，大家才感到震惊了。运生告诉人们说，他有一天黄昏听见她在村后的一条荒沟里唱歌，唱着唱着，歌声猛然间变成号啕大哭了……
啊，原来是这样！村里的人终于明白一些她那古怪的脾性了。生活中谁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巨大痛苦压在人心上的时候，人有时的确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来排解忧愁。
晕歌声是比眼泪更酸楚的。
由于吴月琴的这一切，她在公社是很出名的。甚至县上的干部也都知道南马河公社有“这么个女子”。再加上和她一块省里来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她几乎成了这个公社唯一操“外路口音”的人，而且又是这么个人，还是个女的！
所有这一切，她必然被人注意和议论。她呢，装个听不见，照样我行我素。不久前，她用粗劳动布自己裁缝了一个裤口稍微敞开的裤子，全公社当然又当作稀罕事立即议论开了。先是爱饶舌的公社文书杨立孝说过裤子叫什么“嘈叭裤”，是“洋人”穿的。接着，老百姓就到处传辩南马河学校的吴月琴穿了一条“吹鼓手裤”。这一来，逢公社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