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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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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荀延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舍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地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百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怠懈，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咱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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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从中午开始（4）…创作《平凡的世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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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
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是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溶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据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张老当时已七十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
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亚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
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公，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红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邮神入化的境界。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五十克，硼砂零点五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利润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看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疸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完成这个作品吗？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以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
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装，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一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