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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扁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地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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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斩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我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愿意必，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各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人的涅克接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的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现在他来西安，他必须回去。
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
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
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
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不知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暮色苍茫中，从矿医院走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逆流而上，向一条山沟走去。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立刻掉过头，再顺原路返回来。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整个散步的沿途，黄昏中几乎碰不见一个人。加之这地方本来就荒僻，一个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如果碰上另外一个人，双方都会吓一跳。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不必装腔作势，完全可以放浪无形，随心所欲。大部分时里，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并且手舞足蹈。自己随心编几句词，“谱”上曲调，所复吟唱，或者把某首著名的柯恣意歪曲，改变成另一种自己乐意的曲调。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贡《沁园春·雪》。接下来，发生了两个“危机事件”。
首先是刮胡子刀片。我一脸“匈奴式”胡须，每天早晨都得刮脸，但只带了一个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可把人整苦了。这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
但是几天不刮，胡须长得很长，不考虑美观，主要是难受。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着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另外，我的纸烟眼看就要抽完了，原来安顿好买烟的人却迟迟不能把烟捎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动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
我记得当年和柳青接触时，严重的肺心病已经使他根本不能再抽烟。但坚强的老汉无法忍受这个生活的惩戒，他仍然把纸烟的烟丝倒出来，装上一类似烟叶的东西，一本正经地在抽。每次看见他貌似抽烟的神态，都忍不住想笑。
另一位作家杜鹏程（写此文时他刚逝世——愿他灵魂安息），当时也因病而停止了抽烟，并且受到了老伴的严密监视。但他有时忍受不了，会跑到我的宿舍来偷偷抽。正抽着，突然发现老伴走来，赶忙给我做个鬼脸，把烟在鞋底下擦灭，嘻笑中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文彬来了！”
作家王汶石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真正戒掉了烟（也是患肺气肿）。但据说戒烟时所下的决心之大，几乎待于是一次和命运的搏斗。另人戒烟是把扔掉或藏起来，听说王汶石当年戒烟是把所有的好涸都拿出来放在显眼而且随手可取的地方，看自己能不能被烟引诱。有一次危险到下意识中已把一盒烟剥开了，但还是忍住没抽。对于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要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以想而知了。我最少在目前还没意志皈依不吸烟者的行动。
没有烟，我会“一事无成”。
眼看烟已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慌乱惊恐如同一只将要丧家的犬。好在最后关头，烟终于捎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句弹尽粮绝的士兵看到了水、饼干和弹子同时被运到了战壕里。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于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和孤境，又感动痛苦，又感动难以忍受。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动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采有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悲痛往往都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罗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脘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我喜欢孤独。但我也惧怕孤独。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