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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如下。虽说苏联政府，同样也得努力给自己在国际竞争场上的死对头——美国抹黑，不过，它却大可不必费心争取本国国会的支持，也不用管本党是否能在国会和总统大选中赢得选票。可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则不然。于是美利坚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口若悬河的反共辞藻，或是像杜鲁门总统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forrestal，1882…1949）一般，精神错乱，竟以为俄国人正从他医院的窗口爬进来而自杀；众人纷纷发现，反共预言的夸大口吻不但听起来义正辞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拒而不用。对于正确认识到自己已经升任为世界级霸权的美国政府而言，国内“孤立主义”之风，或所谓国防上的防卫性主张仍然很盛。因此若外有强敌，不啻提供了打破这种孤立心态的工具，行动起来反而更能得心应手。因为如果连本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美国自然义无反顾，再不能像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独善其身，势必非负起世界领导地位的重任不可——当然连带也享受其中带来的好处。说得更实在一点，只有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恐惧心态下，美国总统方可名正言顺地向素来以抗税出名的美国民众大肆开征，以推行其对外政策。在这个以“个人主义”和“私有企业”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连“国家”本身的定义，都以跟“共产”针锋相对的两极意识字眼界定的国度里——即所谓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欢迎和相信（我们也不可忽略那些来自苏维埃东欧国家移民选票的意义）。其实当年美国国内会发生那阵污鄙的白色恐怖迫害运动，那股无理性的反赤狂风，始作俑者，并非美国政府，而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动家。这一群人发现，对内部敌人的大量告发责难，可以在官场上获得极大的政治利益——如恶名昭彰的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本人甚至并不特别反共——其中的好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万年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便深谙个中三昧。也就是借反共之名，长保个人宝贵之实。在一手建立冷战模式的人当中，有一位甚至把共产党势力的威胁冠以“原始人发动的攻击”之名（the attackof the primitive）（acheson，1970，n．462）。在这种情绪煽动之下，迫使华盛顿当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极端，尤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那段时间最为激烈。至于造成中国大陆变色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头上。
在此同时，对选票极度过敏的美国政客们，基于政治精神分裂症的需要，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及友邦执行一种既能打退“共党野心”狂潮，又最经济实惠，对美国百姓优裕生活打扰最低的如意政策。这一套政策不但是指一种以“炮弹”，而不以“人员”取胜的核战略，也包括一项于1954年提出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全面策略。即一旦敌人来犯，即使对方系采取传统型武器小规模攻击，我方也必以核武器报复。简单地说，在政客多方钳制下，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被局限在一种攻击性的地位，最多只能在战术上找到一点变通的余地。
于是双方进入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目的显然只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一条路。一切行动方针，唯一群所谓孩子将领或核子专家的意见是从。而从事这一行的首要条件，就是忽略其中精神错乱不合理性的现象。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原是老式的温和派军人，现在却眼见自己坐镇于这个步入错乱的时代。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倒不曾被这个现象冲昏头脑，将之称为“军事和工业的大结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plex）。敌我双方，都投入艾森豪威尔所说的狂流，也就是人力物力大集合，夜以继日，以备战一事为生为谋。这段时期各国在国防工业上的投入胜过以往任何和平时期。在此同时，各国政府自然也鼓励本国的军事工业利用多余的生产力吸引国外客户，武装本国战友。更重要的是，争取利润可观的外销市场，同时却将最先进的军备及核武器留给自己使用。因此就实际而言，超级强国基本上还是有核武器的垄断地位。1952年英国人发展了自己的核技术，说来矛盾，同时也达到英国的另一目的：即减少对美国依赖的程度。接下来中法两国，也分别在60年代进入核国家之列（法国的核武器完全是独力完成，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终冷战之期，这些国家的核发展对大局都无足轻重。到70和80年代，其他许多国家也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其中以色列和南非（印度或也可以计入）最为引入注目。不过一直到1989年两极对立的世界秩序终结以前，核武器扩散不曾在国际间引发任何严重问题。
如此说来，到底该由谁为冷战的局面负责呢？这种辩论，就像一场你来我往始终难分胜负的意识形态网球赛一般，一方把过错全部推在苏联身上，另一方则将罪咎一古脑怪在美国头上（说来有趣，持此见解者却多是美国的异议分子）。既然找不出结论，我们难免就想做和事佬居中调停，认为一切都是因双方面彼此疑惧的误会造成。由于相持不下，结果越害怕越抗拒，最后才演变成“两大武装阵营，高举不同大旗，全力动员对抗。”（walker，1993，p．55）这种说法完全正确，然而却不能道尽全部事实真相。它可以解释1947…1949年双方前线的“冻结”（congealing）现象；也可解释从1949－1961年柏林围墙建成，德国国土遭到的一步步划分。这项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各国的反共力量，不得不在军事上形成同盟，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其中只有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胆敢不理会美国的指使）；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西思想分水岭另一边的东欧诸国，同样也无法逃脱向苏联全面臣服的命运（其中也只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可以不睬莫斯科的号令）。可是这一套说辞，却无法说明冷战中带有替天行道意味的天启口吻。这道“天命”呼声，来自美国。而西欧各国的政府，无论国内共产党势力大小，却都一律井然风从，全心全意反共，誓死抵抗苏联的可能入侵。若要在美苏之间择一而事，无论哪一国都不会有片刻犹疑；甚至连那些向来在传统上、政策上，或经协商决定坚守中立者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其实在这些号称民主政治的大小国家里面，所谓“共产世界阴谋论”，跟它们的国内政局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关系，至少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内是如此。民主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总统是因以反共为号召而当选（如1960年肯尼迪）；但在实际上就国内政治而言，共产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同佛教之于爱尔兰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若要论起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并让它在国际强权对抗的现实政治之中扮上一角，这扮演十字军大将者就是华盛顿当局。但是在事实上，肯尼迪的竞选辞藻固然雄辩滔滔，论其中关键深意，其实不在警告共产强权将支配全球的危言耸听，却在维系眼前美国独霸实权的呼吁。不过我们也得加上一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各会员国虽然对美国政策不完全赞同，但是只要那个实行恐怖政治制度的军事强权存在一天，就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自己的安全才有保障，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奉美国为正朔了。这些国家对苏联不信任的心态，绝不下于美国。总而言之，“遏制政策”固然合乎众人心意，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一事则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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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冷战年代 3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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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最明显的现象，便是两方的军事对抗，以及西方各国日盛一日的疯狂核竞赛。但是这两项却不是冷战造成的最大冲击。竞相制造储存的核武器，从来不曾启用，两个核大国，却曾加入三大战事（但彼此不曾亲自交手）。美国及其盟友（以联合国为其化身），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