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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l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二十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g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次大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 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 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毕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费兹派区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e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lra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赫斯凯（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葛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葛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邦（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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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本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l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李威（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迪蒙（renedumont）：“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琪尼（ritalevi montalcini）：“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这个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冈贝克（ernest gombrich）：“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英国音乐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severo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英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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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氏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即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涵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际，如果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