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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乐起舞，若不痛打当地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何确立他们的德国属性？若不尽数剪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即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为邻的地面上，建立起我们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与否，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词，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锡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古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文；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赶、“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二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愈发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本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够呢？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以来，世人不知设立了多少机构以处理这类问题。联合国的创立，乃是建立于美苏两强继续肩负国际事务的假定上，可是这个美梦不久便破灭了。不过比起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联合国毕竟还有一项成就差强人意。它总算历经了20世纪下半期的时光而始终存在；而它的会员资格，也逐渐成为国际间正式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身份证明。然而根据其本身宪章所定，联合国的权力来源及资源全部来自会员国的授予，因此它并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力。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二十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超过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应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即可见其效率迟缓之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二十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会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共体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会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规模权力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共体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会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会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诞生）。欧洲联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须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涉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二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为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二十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愈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为。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银行当局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神学意气飞扬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即是有系统地走向民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倒闭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项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本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西方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治不安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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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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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阿贝贝（beleta abebe）将军于视察半途，顺路在戈德（gode）营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报告抵达皇宫，将军已被那里的士兵拘捕，并强迫他吃下士兵伙食。那些伙食腐坏到无以复加，有些人担心将军恐怕会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亚）皇帝连忙派遣贴身禁卫军的空军前往，总算把将军救出，送往医院诊治。
——《皇帝大人》（ryszard kapuscinski，theemperor，1983，p．120）
咱们把（大学实验农场上）能宰的牛只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动手大宰的当儿，那里的农妇却开始痛哭失声：为什么要这样痛宰这些可怜的畜牲？它们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太太小姐们这么一哭，噢，可怜的东西，咱们也只好停手不干了。可是咱们大概早已经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头左右。咱们的意思是把它们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为农家妇女们都开始哭了起来。
咱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便有一位先生骑上他的马儿，跑到阿雅库乔那一头去，他是去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声电台（las voz）的新闻里播报出来。新闻播出，咱们刚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带着有那种小不点儿的收音机。大伙便都听着，哈，这可让咱们感觉挺好受的，可不是吗？
——“光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