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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蒙老天青睐的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冲刷着它们的人民，不但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留下的残迹似乎尽去。单亲家庭（以单打一的母职为主），虽然依旧意味着可能一辈子不得从贫穷翻身，可是在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下，却也表示其基本的生活条件受到终身保障。退休金、福利措施，以及人生晚年的养老院，替社会照顾了它的老人；因为儿女若不是不能，就是不再感到有义务抚养自己年迈的双亲。同样地，传统上其他原属于家庭的责任，如抚育婴儿的任务，也由母亲移转到托儿所育婴院，一如社会主义人士所愿，照顾了工作妇女的需要。
于是在形形色色先进思想的号角指挥下，不论是基于理性的计划推论，还是实际人生的历史走向，都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中包括对于传统家庭的各种批评——或因其置女人儿童青少年于屈从的地位，或从普遍性解放的观点为之。总之，理论与事实同时并进。物质上，集社会之力提供的公众帮助，显然优于多数家庭所能为自己准备的（或因贫穷或其他原因）。单看民主国家的孩童，历经两次大战，却比以前更为健康，营养也更为均衡，显然足以证明此说的正确。世纪末的今天，尽管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府及人士频频攻击，福利制度却依然存于最富有的数国而不坠。更有甚者，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事象，即“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的社族（gemeinschaft）正拱手让位给共有的社会（gesellschaft）——社区与个人，在一个彼此不知名姓的社会中相互关联。就物质所得的益处而言，现代的社会经济，显然远胜建立于社区及家庭组织的传统经济活动。一般人恐怕不曾认识一个事实，那就是到20世纪中期以前，现代工业社会仍然大量依赖旧有社区及家庭价值与新社会的共生共存。因此前者迅速崩解造成的冲击，自然非同小可。这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开始流行的年代尤为明显，也就是80年代，这时，所谓形容社会最低层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进入了社会政治科学的词汇。下层阶级，意指全面就业的发达市场社会里，那群无法或不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本身及家人生计者。而这个市场经济，在兼有社会福利安全制度补助之下，显然运作良好，起码可以适合社会上三分之二人口的需要——至少一直到90年代都如此。德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人士格洛茨（peter glotz），对此情况甚感忧心，因此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三分之二的社会”（the two thirds society）。“下层阶级”一词本身，正如“下层社会”（underworld）一般，意味着一种排除于“正常”社会的地位，往往需要接受公共的供给（贫民住宅与福利救济）。不足之处，唯有从黑市或甚至黑社会谋取，也就是政府财政以外的经济活动与来源。然而，由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些社会层级中尤为显著，它们所能投靠于地下经济活动者也极为有限与不稳。因为即使在官方管制范围以外及非法的经济活动当中，若无亲密的亲族关系，也难有效运作。这一点，我们从第三世界及其大量涌入北美的移民当中可以证实。
美国的黑种人（negro），绝大部分是都市贫民，因此便成为此类“下层阶级”的代表性人口。他们被逐于正常社会之外，既不属于这个社会，就许多黑人年轻男性而言，也无法进入劳力市场。事实上，多数年轻黑人，尤以男性为主，根本就将自己视为法外之民或反社会的一伙。但是这种现象与肤色无关，并不只限于黑人。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劳力为主的工业日渐衰败，这一类不幸的“下层阶级”开始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政府主管单位为照顾一般民众居住需要而兴建的平民住宅，如今住满了“下层阶级”的住户，可是这里的居民却毫无社区意识，更缺乏亲人之间提供的互助关系。在这个霍布斯笔下的暴民丛林当中，充斥着行为暴力嚣张的青少年，居民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连传统社区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线——邻里关系——也几乎消磨殆尽了。
只有在家族关系解体尚未影响到的国度里，社区意识总算得到某种程度的残存。在那里，比邻而居的众人，依然有着社会动物以外的其他关系，社会秩序也因而得以保留，只是他们多数却生活在赤贫的经济情况下。巴西的“下层阶级”即为一例。80年代中期，该国60％以上的收入，由20％的上层人口尽数囊括；而社会最低层的40％人口，却仅得总收入的10％甚至更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4，p．84）。生活中，不但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地位也不相符。但是巴西的下层社会，就一般而言，却不像发达国家都市里的贫民那般茫然，后者在旧有的行为规范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不确定的空白之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深刻的不安全感。20世纪末最悲哀的奇怪现象就是在20年内战不断的北爱尔兰地区，尽管其社会落后，社会结构传统，加上烽火连天，失业严重，可是就一般可测量的社会安宁及稳定的标准而言，北爱尔兰居民的生活，却不但胜于英国绝大多数的都市，甚至更为安全。两相比较，岂不矛盾悲哀之极。
传统价值崩溃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在其失去了过去由家庭与社区提供的各项经济扶持，因为这些功能，在富庶的福利国家里往往可以获得替代品，不过在贫穷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人口却依然只有亲族之间的相助可以依靠（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参见第十三及十六章）。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认同性政治意识”（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这一现象于6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相当显著）。认同所系者，一般以族裔、民族或宗教为主。此外尚吹起一股火药味很强的怀旧运动，意图恢复一个安全有序的假想年月。诸如此类的新风气，反映了人心缺乏导向的惶惑。但是这些运动只是绝望求救的呼声——在茫茫人海中找得一个“社区”归属，在孤独世界中寻得一个家庭投靠，在无情丛林中觅得一处藏身之地——而非积极实行的计划。通常徒用重刑，显然难以解决或吓阻日益猖獗的犯罪现象。可是每一个深谙政海三昧的政客都知道，循规蹈矩的老百姓已经对种种反社会的行为忍无可忍，因此不管他们要求处罪犯以重刑的呼声是否理性，聪明政客自然得向其压力屈服。
旧社会结构及价值的解体，对人类政治的危险之处即在于此。更有甚者，随着80年代时光的进展，在纯粹市场经济的大旗之下，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受到震撼。
亚当·斯密以为，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几项动力为能源。其中包括他认为是人类行为动机本源的“工作劳动习惯”（thehabit of labour），以及延后取得劳动回债的意愿，即为将来报酬所作的储存及投资、相互信任的习俗，以及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当中的其他种种外显态度。这些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需要，可是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却没有实质关系。家庭之为物，为早期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以上所提的各项动机。因为所谓的“工作劳动习惯”、服从与效忠的习性——包括公司主管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其他各种与个人效益极至化之理性选择无关的行为，都成为早期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整体之一部分。这些条件若不存在，资本主义依然可以运作，可是却会变得极为怪异，甚至对企业经营本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