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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走到他的寝室，一开门，他重复说：“怎么人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深处咳了一声，我们走进去一看，是c他们寝室卷发的van。我说：“van在。”van看到我，点点头。在他的写字桌上方贴了一张法国地图，看得我开心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在心里蛮佩服他的。van在放音乐，一个有点鬼气的女声充满了方块的房间，然后他在音乐里做事情——感觉真好。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好听。”van说：“mono。”
c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我笑笑。我在看van的微型音响，心里羡慕了一百遍。van抬头问：“喜不喜欢？”c插进来说：“jvc ux…7000。我眼热死了，他不肯送给我。你要是做他的女朋友，大概他会送给你的。”我伸腿做个踢c的动作，说：“屁！”van笑笑。
c也走过来，看van摊在桌上的书。van问：“看过没有？”c茫然道：“什么？”van就把书的封面翻过来给他看：邓小平理论。c说：“干什么要看？”van说：“今天考试呀。不会吧，你忘了？”c跳开去，叫：“啊，不可能！”我插进去说：“你们怎么开学才一会儿就考试？”van接口说：“这个老师是怪路道，隔几个礼拜就考试，每次考试都要算分数，期末考么没有的。”c很懊恼的一副样子，附和着van说：“是的呀。早知道就不选修这门课了。”我大笑，说：“好，你完蛋了！”van说：“晚上6：30到8：30。”c问：“开卷闭卷？”“开卷。”van回答。c听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还好，还好。”走过来问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站不定坐不定，房间里来来回回，最后从书架上找到邓小平理论的书，说：“我们去找刘舒美。吃饭还是来得及的。”van说：“嗯，你不错。”我对c笑，又对van笑。真糟糕。
走在楼梯上，c说：“还好回来一趟，还好van和我一样选修邓小平理论，否则死定了。”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他笑道：“选修课随堂考，乱七八糟，谁搞得清楚。我今天本来还想逃课的。”我们说着话走出c的学生公寓楼，迎面许多人进门，我随便看了几眼，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难看，真恐怖。”c说：“你看惯了我，当然觉得别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