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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1759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个织工的女儿，父亲把一大笔财产挥霍在赛马和饮酒的嗜好上。证实有许多作家在他们童年时期都经历过某种社会和经济败落的遭遇，这令人惊讶。从小玛丽就得常常保护她母亲免受醉鬼父亲的毒打；但这不该是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因为那种暴力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我推测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她的聪慧对她观念的影响更大：由于是女孩，玛丽只短期去社区一所很差学校上过课，在那里几乎没学会读书和写字，而她的笨兄弟内德却在一所好学校里接受了全面教育。
作为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证据，玛丽的心里应该充满了这种早期比较的伤害，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文章里一次次地坚持女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妇女因缺乏适合她们的工作而遭受的无自卫能力。一个中产阶级的体面女子只能当保姆/家庭教师，宫廷侍女，或老师（但只是让她们做女生的初级教育老师）。这三种悲惨而艰辛的职业玛丽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都经历过（之后她以文为生），力图养活自己和她的姐妹，但经济依然近乎陷于绝境。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玛丽仍没有放弃求知的热望。为此她利用书本这一时代的新鲜事物之一，终于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书籍而且很便宜。因而女性虽然被迫远离教育，但知识的大门已无法再向她们紧闭——整个世界通过印刷文字向她们敞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样以一种自学的方式自我培养。
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埋葬了一个等级制不可触及的、历来并永远源自上帝头脑的封建旧结构，使个人主义观念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出现。在玛丽的英国，变化是急剧的。例如处决不再是公开的，在伦敦出现了第一批分桌的餐厅，而不是通常所有人都在那里扎堆吃饭的长条板。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抱怨这类创新：〃这种晚餐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被饲养的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特别反社会的，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饭桌上吃饭，不用强迫自己与任何人说话。〃因为中世纪社会是混乱和杂居的：公开就餐，与陌生人共用饭桌；在公开的惩戒性的处决中死去；公开睡觉，因为在客栈里每间房里住宿十个人。相反，在十八世纪开始了现代生活的极端孤独，但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好处：人权，民主的动力。
另外，社会等级迅速演化。现在已不再必须出身贵族，个人自身的成就便能为他带来辉煌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善和提高，这创造出一种乐观的氛围，或许从那里产生出改良的理论，即相信人类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在逐步完善自我。时代的热情改革家坚信这一点，并认为人类所有的弊端——饥饿，暴力，战争，甚至疾病和死亡——总有一天都会被战胜。世界的边界已经倒坍，人类好像垂手可得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做的就是要求妇女也有权利分享那所有的荣耀。
玛丽的个人演变缓慢而痛苦。一开始她加入了〃不同政见派〃，一个民主的但非女权主义的团体；在写使她成名的《为女权辩护》之前，她出版了另一部政治性小册子，题目是《为人权辩护》，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反对英国反动分子，特别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攻击。她纯粹是通过理性的运用而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自由要么是给所有人的，要么不给任何人，正如孔多塞所言。这里我没有篇幅来解释玛丽为她的生活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理解，争议，社会的指责。对她来说一切都很困难：受教育，自立，找到体面的谋生方式，恋爱，甚至写作。做独一无二的人会使人濒于疯狂，她是一个愤怒而忧伤的女性也就不奇怪了。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58年创办《年纪》杂志。1766年进入下院，成为辉格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②讷伊：法国巴黎西北郊的殷实富户居民区——译注。
她的心像液体铅那样炽热，她的激情可以是毁灭性的；但由于她受教于那时代盛行的清教主义，所以很长时间里认为性是肮脏的东西，她把最初的爱变成纯粹柏拉图式的梦想。直到三十三岁只身前往爆发大革命的法国时，她可能还是处女，充满生活的渴望。
热情的孤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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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12月底沃斯通克拉夫特到达巴黎。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砍头；9月开始恐怖统治。在大革命最初几年的陶醉中，一大群妇女以为《人权宣言》也包括了她们。她们到处创办妇女俱乐部，出版宣言，有过一些社会辩论。但罗伯斯庇尔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民主和人道主义兴起的这一切。
在克莱尔·托马林撰写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长篇传记中，很容易发现巴黎的那个时刻何以成为一种生活和一个时代的高潮，玛丽的生活与她那个世纪的沉浮密切相关。就这样，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国摆脱了她的最后偏见，深陷情网，投入一个三十九岁的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雷的怀抱，他英俊，快乐，懂得生活，是那种通常在动荡的历史时刻涌现出的、易变而又轻浮的人物。和他在一起，玛丽发现了肉体的快乐，她很快就怀孕了。
为了躲避恐怖统治，玛丽来到讷伊②避难，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蜜月，享受完美的爱情。而在巴黎，妇女俱乐部被禁止，她的朋友们的头颅在滚动。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和玛侬·罗兰被砍头（后者登上断头台的时候说了这句著名的话：〃自由，多少罪行以你的名义犯下〃），被罗伯斯庇尔判处死刑的孔多塞，躲在一个简陋的公寓里继续写关于妇女权利的文章，直到被发现和逮捕。他宁愿在入狱的第一晚服毒自杀，也不愿死在断头台上的公开耻辱中。玛丽为这一切而难过，但伊姆雷的怀抱太甜蜜了：在鲜血和恐怖中，她仍然是幸福的。怀孕的玛丽在讷伊的乡间散步，孤独而幸福地游历凡尔赛被遗弃的宫殿（幽灵般灰尘飞扬的大厅），而世界在她周围溃散。
然而伊姆雷的爱是那样短暂和不真实，跟他的性格相符，因此当玛丽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厌倦了：他出走英国，开始与一个女演员同居。于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怨恨的激情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她追他到伦敦，向他哭诉，向他提要求。她还两次试图自杀，一次服阿片酊，另一次跳入塔姆河。〃你在折磨我〃，伊姆雷甚至对她说出这样的话。玛丽对他的痴情的确令人窒息。但应该考虑到当时玛丽迈出的一步意味着什么：现在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女性的命运是残酷和狭隘的。玛丽从瑞典来信谈到她新出世的女儿法妮：〃一想到她的性别将受到压迫和依赖的处境我就苦恼。〃二十二年后，法妮服阿片酊自杀，兑现了她母亲的担忧。
我们正接近突兀的结尾。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伊姆雷抛弃所造成的痛苦和耻辱逐渐减轻，三十七岁时玛丽与她的朋友威廉·葛德汶开始了一场恋爱关系，他和她一样是作家和民主人士。很快她再次怀孕，两人随即结了婚，尽管结婚后他们仍然继续住在各自的公寓里。1797年8月底，未来的《弗兰肯斯坦》的女作者出生；10天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因产后感染而病逝。只活了三十八岁。
玛丽死后，葛德汶伤心得失去理智，他出版了玛丽所有的作品，包括写给伊姆雷的信。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自己的妻子，但社会上已经刮起反动的风，保守派利用玛丽生活的不规矩（她的自杀企图，她不道德的性关系）来消除对她的纪念。他们把她魔鬼化，嘲笑她，贬低她作品的意义。一个半世纪间，他们得以把她埋葬在一个合适的自圆其说的粗浅印象中：她是一个疯子，一个可怜虫，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是不道德的，倒霉的，疯狂的。
玛丽死时正在创作她的第二部小说《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一名妇女的骇人经历，她丈夫为了摆脱她，把她关进一所疯人院（看来这是那个时代英国相当普通的一种情况：已婚妇女是丈夫的一项财产，她缺乏任何权利）。小说开头贬义地参照了那时十分流行的哥特小说：她说，那些充满幽灵的城堡的恐怖，与女主人公身处的〃绝望邸宅〃的恐怖相比，总之，与生活本身的可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