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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西班牙语中“奥罗拉”的意思是“曙光”，“晨曦”——译注。
父母的去世为她提供了一笔足以富裕生活的年金和必要的自由以实施她的计划。她完全冷静地为那未来的女儿寻找合适的父亲，那人好像是一个名叫阿尔韦托·帕利亚斯的冒险家、神甫、海员和作家。奥罗拉与他“毫无快感地”同房了三次，一旦确定自己已怀孕，她便前往马德里。那是1914年，欧洲刚爆发大战。于是当世界陷落时，在那种动荡和末日的氛围中，一个旨在做光明前途之先驱的女孩诞生了。母亲给她取了希尔德加德这个炫耀的名字，意思是“智慧的花园”。
奥罗拉爱自己的父亲，以病态的激情诅咒自己的母亲。她通常仇视妇女，对男性也感到厌恶，虽然在其荒唐言行中还是赋予男性一个优越的地位：在这点上她一直是极端地世俗。如果她希望自己的救世主是女性，那是因为“没人比女人更迫切地需要被拯救了。不管承认这点有多痛苦，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点”。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通常缺乏灵魂。有些动物拥有比女性更高雅的灵魂。”说真的，在她之前，博学的骑士、高尚的哲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也说过此话，但谁也没有把他们视为疯子。
我想说的是，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妄想狂符合她那时代的偏见和形势。因为是女性而缺乏正规教育的她，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剥夺了女性所有生存空间的一个阶级和一个世纪的典型女儿。当承担自身的女性就意味着放弃做人时该如何处之？因为具有文化志向、聪明、独立或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甚至对事物具有自己的观点，这些都不属于女性；但如果你不愿适应那种残缺的女性模式，那你就是一个妓女，一个病人，一个怪物。奥罗拉把这种残忍的冲突解释为幻觉领域：她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胳膊和前臂，脖子，锁骨，腿和大脑是〃男性的〃，她的心脏，乳房，臀部和胯部是“女性的”。混合及变异的她将创造“第一个自由女性”。
奥罗拉以一种狂热的方式投身此事；比如，怀孕时为了不让胎儿受罪，她在床上每小时改变一下姿势；她从希尔德加德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训练她，像训练一个动物似的。所以她坚持跟婴儿对话，让她挑选带彩色字母的桶。不满三岁的希尔德加德就能正确地说话和写字；八岁时掌握了四门语言（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精通哲学和性教育问题（一门她母亲让她从很小时候起就学习的课程，因为她说〃女人因为性而堕落〃）。十四岁时她投身公众生活，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劳动者联合总会”（ugt），开始在《社会主义报》上撰文；该报的主编安德烈斯·萨沃里特不知道希尔德的年纪就发表了这位女作者的第一篇文章，当他认识她时惊呆了，并断言她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三个月后，她被一致推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副书记。那时她已经成名。
在接下来几年中，她的名气逐渐增大，一边不断开展活动；她写文章，在全国召开大会和讲座。当然那是狂热的年代：1931年宣布成立了梦想的共和国，像其他许多西班牙进步人士一样，希尔德也积极参与。但形势越来越艰难。1932年共和国政府开枪镇压了工人的游行，杀害妇女和儿童，把一百名发生冲突的劳动者流放到撒哈拉沙漠。希尔德那时十七岁，刚读完法律专业（虽然仍在上大学，但现在她学医），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怀有越来越多的疑问。她出版了一本题为《马克思错了？》的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尖锐和博学的批评，因此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又加入“联邦党”，在《大地》上撰写一系列引起强烈争议的批评社会主义者和政府的文章。她甚至收到威胁性的匿名信。奥罗拉后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买了日后结束希尔德生命的那支手枪——讽刺的是这是出于保护她女儿生命的目的。
①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译注。
②哈夫洛克·埃利斯（1859…1939）：英国散文家，医生——译注。
在那最后一年，希尔德加德成立了“性改革联盟”，出版了另外两本书，在大不列颠、德国、法国闻名。与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①和著名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②保持活跃的通信，他们被她迷住了，两人都请求她去英国，希尔德加德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英国之行是她结局的导火索。
然而冲突由来已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希尔德加德渐渐厌恶了母亲贪婪的占有欲。表面上她受教育是为了自由，但实际上她是母亲的一个傀儡，一个奴隶。“不从解放自己开始的人就不能想去解放任何人”，她在被害之前不久的一个讲座中说。据说她柏拉图式地爱着“联邦党”的书记，一位叫阿韦尔·贝利亚的年轻律师。但我认为，她是爱上了爱情，爱上了做她自己的可能性。她面前拥有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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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母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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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虽然对公众是隐瞒的，但内里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奥罗拉感到她的孩子挣脱了她；患妄想狂的奥罗拉看到了国际密谋，并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是间谍，想使她女儿堕落，其惟一目的是毁掉她这位母亲。因为奥罗拉一直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对她而言，希尔德从未单独存在过，她不过是个工具，是其创造者巨大光环之柄。接下来，她的最坏担心终于被证实了：希尔德加德告诉她要独自去英国。在出发日期前三天，奥罗拉在女儿床边彻夜不眠，看着她入睡；凌晨天亮时，她近距离朝女儿开了四枪，一枪打在头上，三枪击中胸口，希尔德加德当场被打死，死时只有十八岁。
在审判中，奥罗拉说杀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自己被视为疯子让她非常恐惧，她极力表明自己引以为荣的行为不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杀一个女儿比生她痛苦多了；生孩子所有女人都行，但杀她们的孩子，不行。”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对此案进行了一场十分政治化的大辩论：奥罗拉冷静并且精心安排的荒唐行为，是不是正常？最后，认为她处于大脑功能完全运作状态的愚蠢判决占了上风，因此她被判处二十六年监禁。
在这里我得说明，没有记者兼作家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我正使用的所有资料——我是无法撰写这篇文章的。是法哈多于1987年在《变化16》杂志上发布了精神病学医生吉列尔莫·伦杜埃莱斯和心理学家亚历杭德罗·塞斯佩德斯的发现，他们在西恩波苏艾罗斯找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病历。直到那时人们还以为奥罗拉曾待在监狱里，1936年她从监狱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她的线索。但实际上她的神经错乱变得如此明显，所以1935年12月她被转到西恩波苏艾罗斯疯人院，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她死于1955年。
阅读奥罗拉·罗德里格斯那二十年的住院病历令人悲痛。首先是因为它的文学类型：一个最残酷和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派生物，与其说是一份医生报告，倒更像一份三十页的警察证明材料，把奥罗拉的话以一种显然的冷漠收集在那里。
因为在旧式疯人院里，疯子是一个只说疯话，也就是说，讲些无意义之话的人（被我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恰好就在于赋予现实另一个意义）。
这份病历还让人逐渐隐约地窥见一个毁灭的惊人过程。在监狱里，奥罗拉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改革家；但在疯人院里，她不过是个听不见、看不见的疯子。精神病症把她日益封闭在虚无的发呆状态中。在头几次采访中她还是惯常的奥罗拉，卖弄学问，废话连篇，以自我为中心，让人恐惧（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仍然执著地渴望创造她自己的生灵，她制作真人大小、带有生殖器和勃起阴茎的玩具）。十年后她几乎不说话了，只是哭泣，并反复说她太受罪了，她惟一的幻想是死在疯人院外面。在她住院的最后五年，她彻底拒绝看精神病医生：“她不愿意来办公室，不愿意和我们有任何接触。”报告重复说。病历的最后一个记录显得很荒唐：“没有改变，除了她痴呆的倾向。”在二十年里他们无法看到她身上别的东西。
阅读这份漫长垂死的医疗复述，不可能不对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感到同情。但也经历了一种原始的、几乎圣经式的感觉——她值得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