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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卜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占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乞断导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影随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卜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 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早。
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
……
千年一叹过关
；
后天就要离开伊拉克，该是把人关时的遭遇丰淑一下的时候了，现在发表这篇日记，已不可能再有横生枝节的危险。
那天入关前，我们的车队在约旦与伊拉克之间的隔离地带停留了很久，为的是最后一次剔除带有以色列标记的物件。
伊拉克给我们的签证上写着，如有去过以色列的记录，本签证立即作废。我们只好冒称是从埃及坐船到约旦的，以色列方面也很识相，没有在我们护照上留下点滴痕迹，给我们的是所谓‘另纸签证”。这样一来，消灭行李里的以色列痕迹成了头等大事，因为谁都知道，伊拉克边关检查行李很苛刻。只要有一个人漏馅，全队都麻烦。
尽管前一天已认真剔除过，但这种痕迹几平无所不在，稍稍一想总还会冒出来。赵维在以色列买了太多‘．死海化妆品”，恨不能全挤出米往大家脸上抹。正发愁，摄影师韦大军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记起自己还有一罐从以色列买的咖啡没有清除出来。他翻咖啡的时候竟然又翻出了一面小小的以色列国旗，这属于不要命的事情了，鲁豫一把夺过就向沙漠远处扔。这时沙漠里早已琳琅满目，十jl 个打开的箱子不断有东西蹦跳出来。
大军买以色列国旗，毫无政治用意，只是为了好玩。现在见它横躺在沙漠里，他于心不忍，说人家好歹也是一面国旗呀，便小心将它检起来在沙地上插好，又把那罐以色列咖啡供在前面，双手捧起一把沙，让沙从手指间缓缓流下，流在国旗和咖啡上。
掬沙而鸿，振警一种原始的祭奠方式，大军当然不是在祭奠哪个国家，而是祭奠一种兼爱天下的心愿不得不在沙漠中暂时掩埋。
终于到了伊拉克边关。我们的车在一个空地停下，交上有关文件，就有两个人出来．互相争论着我们的停车方位，争了半小时还没有结果。我们听不懂，只看着他们的指手画脚，后来也就不听不看了，徽洋洋地坐在水泥路沿上，告诫自己转换成麻木心态，决不敏感，也不看手表。两个小时之后，出来一个人，说我们应该换一个门，于是我们上车，开一大圈，换一个门。这个门两边有几十米长的水泥台，想来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但没有人理我们，周围也没有其他旅客。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人，向我们要小费，不知他们是谁，又不敢不给，给了些美元。又过了两小时，再来两个人― 这儿我要赶紧说明，一次次过来的人都不穿制服，分不清是旅客、流浪汉、乞丐还是海关官员― 要我们每人拿出摄影秒u 长登记。
总算来事了，我们有点高兴，十几台摄影机堆了一堆，由他们登记牌子、型号。好半夭，各人取回，放妥，又没消息了。
中间又有人来要小费，给完再等。
等出一个大胡子中年人，说要把刚才登记的摄影机再检查一遍，于是重新取出交给他，他每一台都横看竖看好半天，对小型的傻瓜机更感兴趣，估计是觉得更像间谍工具。他走后又毫无动静了，大家一次次上那间脏得无从下脚的厕所，故意走褥片良慢，想打发掉一点时间。盼星星盼月亮又盼出三个人，要我们把所有的手提电话都交出来。我们以为是检查，谁知是全部封存。他们拿来一只旧塑料袋，把一大堆手提电话全部装进去，说离开伊拉克之前不准拿出来，边该玫立从地上检起一根小麻绳，把塑料袋打了死结，又焊了一个铁丝圈。
接下来检查其他通讯设备，当然很快发现了海事卫星传送设施，他们搞不懂是什么，请人去了，很久，请来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对那设备琢磨了好半天，终于取出焊封，用铁条把它封死了。
这比什么都让我们心焦，因为这样一来每天拍摄的内容就传送不出去了，又失去了任何联络的工具，等于摘取了我们的器官，解除了我们的职能，那还有什么必要进去呢？
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大色已暗，还没有放行的消息。我们原想在天黑之前赶完六百公里的“死亡公路”，现在竟然还没有出发… … 正愁得捶胸顿足不知怎么办才好，见又出来了人，要我们再换一个门。
我们忍无可忍开了一圈，回到上午来时停车的门口，这次倒是很快过来三个人，要我们打开后车仓的门，准备检查行李。好像是一批刚刚上班的人，一切从头开始。既然已被剥夺了工作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何况我们提并国人。先是辛丽丽小姐用高声调的英语要他们回忆一天来我们的经历，对方正奇怪一个小姐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
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前面六百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另吐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 ，？ …
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二个人退后两步，想解释又噎住了，看了鲁豫的目光一眼，终于低头挥了挥手，居然就这么通过了。
大家仍在火头上，鲁豫一上车就流泪，她被自己语言的渲染效果气哭了，但不能让他们看到。
以后的事情已经写过，需要补充的仅是一项：我们的技师谢迎仔细研究了海事卫星传送设备上的焊封，发现隔着封条仍能拨号。传送天线在车顶，怕发送时引来监视，就把车开到中国大使馆内的空地上。可惜使馆离我们住处太远，因此经常把车停在路边作等人状，完成发送任务。这种做法活像间谍，却保证了凤凰卫视的每天播出。我的这篇日记，三小时后也要用这种方式传回北京和香港。我想，一切防卫都会有自己的理由，但当防卫的极度严密和极度低效连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令人厌烦。如果这种防卫又严重地伤害了本来有可能为他们说点话的客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