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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和聂荣臻共事六年来，争论不断。林彪从没赢过他，他总感觉聂荣臻以大自居，居高临下，说话不十分入耳。但他又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
聂荣臻见林彪脸色不好看，于是放慢语调，和言悦色地说：
“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他也未再作争辩。对这些批评和劝告，他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曾经这样讲：
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自满、自信，有时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轻易放弃，不轻易退却，这使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思想上经常产生歧义。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外号：“摇摆不定的毛派分子”。
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渡河计划。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