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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格。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时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 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在她的历史上为有乔冠华这样的战士而骄傲！
直至今日，每当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云时总不免还会浮想联翩。假如不是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假如没有当时外交部那“得天独厚”的“通天”处境，也许冠华和我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会十分美满。可是那毕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是严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叹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唯一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冠华还能有时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还记得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我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我们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冠华立即响应说好。于是我们决定就车中三人――冠华、我和司机杨尔纯同志。冠华说去吃涮羊肉，我们就去了东来顺，老杨停车，我和冠华先上楼。东来顺的经理见到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冠华说坦桑尼亚。我笑出声来了，冠华捏了一下我的手还在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我知道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馆工作过。经理为难地说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冠华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这顿涮羊肉吃得非常开心。一切焦虑和烦恼都暂时放在一边，东来顺的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和冠华聊天，他讲到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也讲到1945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同志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冠华说那时他也短时间来过北平，果然记起在这里吃过涮羊肉。回家路上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我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么，宁愿回家后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我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原来他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我们结婚后，我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的、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冠华指指我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冠华恋爱，我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我都难以置信冠华大我二十二岁，因为我从来把冠华置于我的庇护下，而冠华对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我的。我从照顾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我觉得被所爱的人需要就是一种最高的幸福。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冠华病后就更是如此了。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籽后搅成西瓜汁。连香蕉都由我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冠华。我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我的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初结婚时，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我的一种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是这样地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山雨欲来
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奋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从主席那里回家，我们精神振奋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但是，这告状的事终于使我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我们被一些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