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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酵尽Ｎ蚁嘈判∑酵径运擦私狻Ｋ缘�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部里给“乔副部长及夫人”。冠华叫值班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后对冠华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于爱丽舍宫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锃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都啃起了自己盆中的鸡腿。
又有一次联大开会期间，我们出席巴基斯坦驻联大代表的晚宴。在宴会前的交谈时，冠华与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周围围了许多听众。每当冠华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时，他往往会完全不看周围的环境，全神贯注在他的辩论中。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当冠华讲得极为专注时，一个服务员端着银盘来到他面前。银盘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高脚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鲜红的番茄酱，杯子的外沿上摆着一圈粉红色的熟虾。银盘中有小纸餐巾和带彩花的竹签。如果客人喜欢，一般都取一张餐巾纸，一根签子，插上一
只熟虾，蘸一下番茄酱，点头谢过服务员之后优雅地放进口中。此时这位服务员站立在冠华身边，向他伸过银盘。但冠华却视而不见，既不取虾也不示意不要。服务员见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动。我当时任冠华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杯虾，意思问他要不要。冠华似听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却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我有点着急了，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吃了，岂不闹笑话？！我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冠华却丝毫没觉得手里嘴里少了什么还是滔滔不绝在讲。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我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喜欢他了！他如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个文官，我觉得他是个带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位代表只知道我是中国团长的翻译，不知道我还是他的妻子。而我在听到这些评论时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