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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相爱何难
理智与情感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地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