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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
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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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
～
四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