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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在他离去十年之际，我又记起了这两棵榕树，那不也是冠华拯救的吗？1974年，冠华迁入我家这院子的时候，当时的外交部保卫部和总务司为了部长的安全建议改造大门，把原来的漂亮大红门封死，从前院临街房屋打开一个新的铁门，还要砍去前院的两棵榕树，以便部长的汽车可以从大铁门直接开进院子而不必在大门外下车。我自然是不赞成的。如果大门改变，这房子的结构就破坏了，而父亲当年是力主保存这院子的一切风格的。但冠华当时官大，要由他作最后决定，而我料想他不会同意。果然，他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毁掉这四合院的结构简直是犯罪！”他说：“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哪里有那么多敌人！谁会来杀我？共产党的官为什么怕见到群众？！”他说：“这么两棵漂亮的树怎么可以砍去？！”总务司、保卫部只好让步，此后，除了有时从车库上车、下车，一般地他早早晚晚都在门前下车，与街坊邻居打打招呼。那时胡同里年龄稍长的男人称他“乔老爷”，年龄稍长的大妈大娘们一般都不直接和冠华对话，她们称我“妞她妈”，叫冠华“你们老头儿”。直至今日，胡同里一些老人们仍会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当年“乔老爷”进出胡同的情景。
我从回忆中醒来，不觉深深地叹息。这一切难道是真的？悠悠岁月已流逝了二十个年头。望着镜中的自我，不论人们如何称羡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精神在支撑，而无情的岁月毕竟留下了比比可见的白发和缕缕的皱纹。我又想起当年冠华的花白头发几乎也是这样，而我那时却是满头青丝。有朋友建议冠华把头发染黑，他大笑，说他不干这蠢事。冠华说周南形容他的头发颜色是“romantic grey”（浪漫的灰色），他特别欣赏。又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根白发，大惊小怪地对冠华说：“不得了，我有白头发了。”他却“幸灾乐祸”地说：“好极了，最好多一点，你也变成 romantic grey。我们的颜色一样了，我更高兴。”如今，我真的变成 romantic grey了，可冠华又在哪里？打开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华溘逝后我托吴蔚然院长替我剪下的他两鬓的两缕灰白头发，这是我唯一保存的冠华身体的一部分。我默默地对他说：“快了，我也快是你喜爱的颜色了。”
前些天，冠华的老友宫达非同志劝我要活得洒脱一些。他说冠华逝世已十年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对他难以忘情。我说这些年以来我好多了。不过感情这种东西是无法用理智去控制的。我也希望更洒脱一些，忘却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把对冠华的记忆埋得更深一些。我说今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想写一篇长文章，把他和我的故事告诉人们。然后我希望此后的十年我能活得更轻松一些。
于是，就有了纪念冠华逝世十周年的下面这篇文章。
天上人间——诀别
最后的中秋夜
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乔冠华病历的最后一页如实地记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83－9－22 上午神志不清，不会讲话，叫不应，尿床，昏迷状态，口唇发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药后9∶00神志清楚，叫能应，点头或摇头。9∶40何英、朱大姐来看时，神志清楚，还笑了一下，走时还招手告别，并从夫人手中喝了几口白蛋白。
9∶45呼吸减慢。9∶50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请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维持呼吸，给氧。
10∶03心脏停止跳动，两侧瞳孔放大，抢救至10∶40a。m。心脏按摩十分钟仍无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同志参加。逝世后，由郭副院长及钱主任送至太平间。
病历中最后的句号成了冠华轰轰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他带走了我对他的爱，也带走了他的许多未了之情，未诉之冤。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孤寂，也留给我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要把他尚未来得及说完的话告诉始终在关心他和我的众多善良的人们。
直至今日，每当中秋节来临，我总禁不住心的颤抖。街上的月饼也总引起我对十年前那个难以从心头抹掉的中秋之夜的回想。1983年的9月21日晚是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恰巧是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他已多日断断续续处于昏迷状态，我也已忘记什么是睡眠。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盏孤灯下守护着随时可能病情剧变的他。白天，我请司机老张从北京饭店买了两块月饼，我知道这是我同冠华共度的最后一个中秋夜，我多么希望他睁开眼再看看我，也看看他一生最喜爱的月亮！
半夜三点多，当我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我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我的头发。我猛醒过来，抬头看，冠华果然微微地睁开了眼，张嘴想要说话。我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要我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我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冠华都听懂了，艰难地微微笑了一下。我把切开的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指指我要我吃。我把他刚刚碰过的地方咬了一小口，却难以下咽。冠华此时又在挣扎着说话，他用颤抖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嘴唇不断在颤抖。我趴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的声音说：“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他又用手比划，加上十分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嗓音，我听出他的意思是说：“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我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当我用手巾替他擦汗时，我猛然发现他眼里滚动着的两滴晶莹的清泪正悄悄地滴在枕上。他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我们十年的患难情意。我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我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我望着昏睡状态的冠华，想起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纷纷赶来看他。当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走进病房时，我凑在他耳边对他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
在此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曾委托习仲勋、陈丕显两位同志在中南海约冠华与我谈话。会见十分亲切，他们谈了许多往事。习、陈两位又详细问了冠华的病情。最后，仲勋同志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丕显同志讲到他本人受过的不公正对待，并说：“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作工作。”他们两位还征求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他发挥作用，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定了。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癌症已经扩散，但他说虽然他病了，但他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冠华被安排在对外友协任顾问。因为有仲勋同志半年前那一段谈话，所以我以为冠华还会有话要对仲勋同志讲。但没有想到他只是微笑着对仲勋同志打招呼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我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也是凄凉的。
我送仲勋同志离开病房时，走廊里聚集了许多朋友。此时夏衍同志从门口急匆匆拄着拐杖走过来。我马上请夏公先进去。冠华见到夏公脸上泛起一阵喜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