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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我们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总理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我们准备开会。大约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总理每天召集我们双方在西华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我们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总理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晚上到西华厅去当着周总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课。总理听得那么认真，还时常做些记录。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也被叫来参加这些会议。我猜想这些领导实在是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里听这些他们毫无兴趣的外语教学问题和我们与8341军宣队的争论。我记得冠华也来参加过几次会。我看得出他觉得很乏味，常常抽着香烟，眼望天花板。
周总理听完北大学生的课之后，亲自抽问学生。他问的问题都是最为简单的世界地理、历史问题，而学生对这些基本常识的贫乏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周总理问一个学生智利在哪个洲。学生犹豫不决地答：“在欧洲。”周总理紧蹙他那浓密的双眉，不做声，学生看出周总理的不悦，于是又说：“在亚洲！”周总理请那位学生坐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中将来有不少要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为人师表。知识这样贫乏，只会喊口号，那怎么行呢？”周总理又说，“问题反映在学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学的本身，学生应当学些什么，教师应当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学生。他们对外语及国际知识是一张白纸，要看我们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在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之后，周总理决定表态了。其实，我们当时从周总理的调查方法以及插话评论中已经很有信心他会支持我们这些专业教师的。这场争论，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强制办法，而允许公平辩论、尊重科学、以理服人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胜利的。而8341军宣队之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们先天就不足，他们既不懂外语，又不懂教学，他们怎么可能讲究科学性？自从“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让他们到地方去参与“支左”之后，他们依仗着来自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的光彩照人的旗帜，所到之处，一片称颂，一片
赞扬，一片俯首听命，因为他们代表毛主席！从而又使他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
8341军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做过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这个问题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他们受着那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为在教改问题上他们也应当虚心向知识分子请教。结果把一个学校的问题推到了周总理的面前，由他来作裁决。
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当年的记录，但他大致的意见是外语教学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学习外语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出发，科学地编写教材，循序前进。周总理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说8341军宣队应当团结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排斥他们，动辄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会上，8341军宣队也承认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回沙洋后一定把教改搞好。我们在北京又开了几天会才分头回湖北沙洋。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后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如何，家里安排好没有。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父亲已请人照顾，女儿也已由8341驻外国语学院军宣队帮忙转入了学院附校，可以住宿。周总理又问我是否还想回沙洋。他说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统一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吧，我可以去外交部报到。我说我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总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