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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部队稍一安顿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由政委孙泽福讲话。
孙泽福是个极有魅力的军人。他来自山东，中上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他声音洪亮，说话很有煽动性。他后来曾告诉我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间坚持参加中南海内的大学自修课程，当时他们请了许多名家上课。孙泽福还对历史、哲学和文艺很有兴趣，他听过吴晗给他们开的历史讲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识比当时的一般军人要高。孙泽福也像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那样对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充满了虔诚的敬意，甚至模仿着他们的细微动作。我发现他写字从来不用钢笔或圆珠笔，而是用铅笔；他宁可不厌其烦地用一把削笔刀不断地削铅笔而不去使用方便的圆珠笔，他这样做的简单原因是中南海里的首长们都用铅笔。他说每天早上，工作人员要为这些首长削好一大堆铅笔供他们一天之用。
孙泽福在第一次外国语学院的全院大会上用他洪亮的嗓音极为有力地宣布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队伍，他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的讲话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一夜之间，我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部队当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找我商量；一夜之间，许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获得了解放，昨日还是“阶下囚”，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断演绎着这些悲喜剧！
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三十多年来，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回忆过我所走过的路，也并不意识到我自己有多少变化。我的几位大学老朋友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的一大优点是不论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我对老朋友的情谊从来不变。
但是，当我回顾所走过的路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其实我变了很多。虽然我做人的原则仍然是善以待人，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损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气却变了许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岁踏进大学的大门时，我是个快乐、漂亮、脾气随和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容易激动、浮躁，很容易受到伤害。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活泼、温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复存在。是什么改变了我？为什么我周围那些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旧如过去那样，唯独我却变了那么多呢？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严酷的现实中为生存付出的代价。这变化大概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我学会了斗争，而斗争就意味着以他人的失败来获得我所争取的权利。尽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错的，但那也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不论是在大学时代还是当了教师之后，我在英语系和大家和睦相处，和我的学生也相处得很好。校园中的生活是宁静、悠闲、和善的。我至今想起来都无限留恋。可是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似乎在顷刻之间，天地都变了样。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在九死一生之后，我大概从斗争的烈火中脱胎换骨，明白了我只能用斗争来保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三十年中我摆脱不开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平复的伤痕。
我后来翻阅我久远以前的旧照片，拿出一张1957年大学毕业时为毕业证书照的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然而在镜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种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沧桑与悲凉！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爱拼搏而是出于无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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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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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我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对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1970年5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