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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条，他说“古典诗歌最常歌咏的美即男性之美”，爱慕的对象“往往是面容清新的年轻小伙子”，而后他深情地述说此一用语的起源。在最初几卷当中，美少年在他们所阐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中巧妙地出现，但在后来的几卷，科丘毋须再找借口赞赏美少年的美腿，或对他们的破相发表评说。我们在“水手杜布里洛维奇”词条里读到“英俊非凡的”克罗地亚少年，是海利耶公司的水手，1864年12月18日，他的船接近卡贝塔斯的时候，他的双腿被夹在船和码头中间（城里每个人共有的深刻恐惧），一条腿和腿上的靴子一同落入海中，克罗地亚少年却只说：“我丢了靴子。”
在最初几卷，科丘笔下出自奥斯曼历史的美男子、美少年和俊美的赤脚英雄若非完全属实，至少有部分灵感来自“城市书”、民间传说以及在被人遗忘的市图书馆内找到的宝藏，包括手稿、诗集、算命书籍、轶著以及尤其充满可能性的19世纪报纸档案（他正是在这当中发现了克罗地亚的美少年水手）。
随着年龄增长，科丘悲伤而气愤地意识到他无法使《百科全书》的篇幅限定在十五卷以内，且注定无法完成，于是觉得不该再仅限于历史上记载的美少年。他开始借故巧妙地载入他打着各种幌子在街头、酒馆、咖啡馆、夜总会和桥上遇见的各式各样青少年，更不用说报童了，他对每个人都十分感兴趣，乃至为土耳其飞行基金贩卖玫瑰勋章的整洁美少年。于是，在《百科全书》的第十年、科丘六十三岁时出版的第九卷当中，他在第四七六七页收录了“1955至1956年间邂逅的一个十四五岁，技艺精湛的卖艺孩子”。科丘回忆一天晚上在哥兹塔比——他在此区度过了大半生——的“安德”夏日戏院见到他：“身穿白鞋白裤，胸前有颗星星和月牙的法兰绒汗衫，表演技艺时脱掉衣服，只剩下一条白短裤。面容干净可人，风度翩翩，他的表现立即证明自己与同龄的西方人地位平等。”作者继续描述表演结束后，虽然看见男孩手持托盘绕场收钱使他难过，他却很高兴看到这孩子并不贪心，也不逢迎。科丘继续述说卖艺孩子将他的名片给观众，五十岁的作家与这男孩后来便相识了。尽管作家写了许多信给这孩子及其家人，两人的关系却在戏院的初次会面和将词条载入《百科全书》之间的十二年间终止。他继续哀叹未曾收到回信，不清楚这孩子情况如何。
1960年代，科丘的作品仍分卷出版，他耐心的读者们并未把《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当做查阅这座城市的实质性参考，而是把它当作融合本市奇闻轶事与日常生活的杂志来读。我记得去别人家做客时，见过有人把这些书册跟周刊摆在一起。尽管如此，科丘并非家喻户晓。他《百科全书》里的忧伤城市与196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社会习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多少读者能够容忍，更别说是领会他的性嗜好了。但五十年来，他的第一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以及第二部的最初几卷，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特别是作家和学人，渴望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迅速西化及其被烧毁、拆除并抹去的过去，他们将最初几卷判定为“严谨”且“科学”。但是对我而言，只有在翻阅后来的几卷——由一组人数大为减少的作家创作，给予科丘的个人癖好充分的施展空间——我的思绪才像插上了翅膀，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飞舞。感觉上，科丘的哀愁与其说是源自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伊斯坦布尔的衰落，不如说是源于他本身在“雅骊”和木造楼阁中度过的幽暗童年。我们可将我们的百科全书作者看做典型的收藏家，在遭遇个人创伤后与世隔绝，同物件独处。然而，科丘缺少标准收藏家的唯物主义，他的兴趣不在物件，而在猎奇故事。但正如许多西方收藏家不知道他们的收藏品最终将收进博物馆还是散置各处，他最先有这股冲动时也没有宏大的计划：他开始收集任何吸引他、与城里新奇事物有关的任何资讯。
他意识到他的收藏可能永无止境，于是才有编纂百科全书的想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很清楚其收藏品的“物性”。1944年就认识科丘的拜占庭与奥斯曼艺术史家埃耶瑟教授，从《百科全书》诞生以来便为它撰写词条，科丘死后，他描述科丘庞大书库中堆满了他存放在信封里的“材料”——剪报、图片与照片、卷宗与笔记（今已遗失），这些收集自他多年来阅读的19世纪报纸。
科丘意识到自己无法活着完成《百科全书》，于是告诉埃耶瑟，想把一生集结的全部收藏拿去花园焚毁。只有真正的收藏家才会考虑这么做，这使人想起曾在“苏富比”艺品拍卖公司工作的小说家查特文，他笔下的主人翁乌兹一时气愤，毁坏了自己的瓷器收藏。科丘最终并未让愤怒占上风，但就算如此也没什么不同：《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的制作越来越慢，终于在1973年完全停止。之前两年，与他合伙的有钱人曾批评他太随心所欲，都是不必要的长篇大论，科丘跟他起了口角，而后将他的全部收藏——打字稿、剪报和照片——从巴比阿里的办公室挪往哥兹塔比的公寓。无法将悲伤的历史故事融入文本或放进博物馆收藏，科丘只能在纸张堆积如山的公寓中度过晚年。他的姐姐过世后，父亲盖的木造楼阁就卖了，但科丘并未离开昔日的街坊。科丘遇见他晚年的同伴梅米特，如同遇见他在《百科全书》中描述的许多孩子；梅米特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收容照顾他，把他当儿子一样抚养长大。日后，梅米特办了一家出版社。
四十几位朋友——大多数是埃耶瑟之类的史学家或文人——三十年来为《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撰稿却未曾领取报酬。有些人，像是阿鲁斯，他写记事录和幽默小说，记述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其特质、其宅邸和帕夏们干的坏事）和埃尔，他撰写详尽的市政史，并于1934年出版著名的城市指南）同属老一辈的人，科丘的最初几卷出版时，这些人也相继去世。至于年轻一辈的，日子一长，他们与科丘日渐疏远；“因为他反复无常”（埃耶瑟的说法）。于是这些努力的仪式——办公室的长谈和街坊酒馆的长夜——渐渐减少。
1950年至1970年间，科丘喜欢在《百科全书》办公室与朋友交谈，揭开夜的序幕，之后移师西克鲁兹的酒馆。他们当中未曾有过女性：这群住在清一色男性世界中的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古典文学和奥斯曼男性文化的最后代表。为人熟知的女性形象，对浪漫故事的热爱，把性跟罪孽、淫秽、诡计、欺骗、变态、堕落、懦弱、灾祸、罪行与恐惧扯在一起；《百科全书》的每一页都显示出这种传统的男性文化。在它出版的前后三十年间，仅有一两位女性写过词条。后来，清一色男性的酒馆之夜成为写作出版仪式的重要部分，因此本身也值得成为词条：在“酒馆之夜”一条，科丘宣称他与文人同辈们遵循着一个优良传统，即都是在上酒馆之后才写得出东西的奥斯曼诗人。他又一次赞颂为他们取酒的美少年，在写下这些少年的衣着、腰带、细致的五官和一贯的优雅之后，科丘断言，记载酒馆之夜的最伟大作家是拉西姆：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典雅之爱，以及他捕捉生动场景的才华，深深影响了科丘及其导师勒菲克。
科丘在《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和他“根据真实文件”为报纸所写的连载文章中，取用拉西姆所写有关古伊斯坦布尔的辛辣故事，使它们发出邪恶、阴谋和浪漫的光芒。（最好的两个例子是《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寻找爱情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伊斯坦布尔的老酒馆，酒馆中充满异国风情的舞男与男女酒客》。他利用土耳其著作权法的不严谨，大量引用大师的话——有时未免太多，却始终真心诚意。
从拉西姆出生（1865）到科丘出生（1905）之间的四十年里，众人目睹了城内最早的报纸出刊，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西化统治与政治压迫，大学的创办；“青年土耳其党”的抗议及报刊出版，文学界对西方的仰慕，土耳其最早的小说，猛烈的移民潮以及多场大火。比历史的变动更让两位最古怪的伊斯坦布尔作家有别于彼此的原因，是他们对西方诗学的看法。拉西姆年轻时代写过受西方启发的小说与诗，但很早便接受失败，并意识到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一种装腔作势，一种“盲目模仿”：就好像，他说道，在穆斯林社区卖田螺。此外，他认为西方人对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