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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在10月27日的专栏文章中，你提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父亲——我在这里引用你的原文——“信奉麦卡锡主义的百万富翁老爸，性格暴躁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把大笔钱花在宣传机器上为杰克造势。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总统竞选人像他那样在公关宣传上这么不惜血本。”你认为，除了约瑟夫想看到杰克当上美利坚的总统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皮尔森：在我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无论为了谋取何种职位都不该像那样大肆造势宣传。杰克•；肯尼迪的确是个优秀的年轻人，形象也很好，但他并没有像宣传所吹得那么好，而且，据我所知，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靠捉笔带刀拿到普利策奖的人，这也说明了这些公关宣传有多么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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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F？肯尼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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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那本书是谁替他写的呢？
皮尔森：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这个名字。
华莱士：德鲁，你肯定吗？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你肯定《当仁不让》是有人替肯尼迪参议员代写的？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作者真是另有其人？
皮尔森：是的。
华莱士：而他——肯尼迪却凭这个获得了普利策奖。
皮尔森：的确如此。
华莱士：他自己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事实？
皮尔森：是的。
第二天，肯尼迪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向我们索要访谈记录。大约一天后，我的老板——abc电视台总裁奥利弗•；特雷兹在总裁办公室开了一个会，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出席的有鲍勃•；肯尼迪和华盛顿名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他的尊贵客户名单上有一长串社会名流的名字，也包括肯尼迪家族。他们来见特雷兹的目的，是要求皮尔森和/或我就《当仁不让》著作权的言论在广播中作出公开道歉。
在这期间，我极力劝说皮尔森说出替肯尼迪捉笔带刀人的名字。他和线人协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一个名叫特德•；索伦森的年轻人写的，他是参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几年后，索伦森成为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但在1957年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辈，公众对他一无所知。肯尼迪在《当仁不让》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为书中“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帮助”，那是肯尼迪承认别人功劳的极限了。皮尔森拒绝就此事道歉，我也一样，但广播公司的管理层却不愿支持我们。在诽谤诉讼的威胁下，特雷兹选择自己出面道歉，更为彻底的妥协是，他竟然同意由克利福德来决定道歉的内容。于是，在我们下次节目播出之前，abc电视台的总裁出现在镜头前，他照本宣读由肯尼迪的律师撰写的道歉声明。此外，特雷兹还说：“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一位著名公务员、书的作者的名誉所带来的严重伤害，我们深表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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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F？肯尼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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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的老板对肯尼迪家族妥协到这个地步，我被激怒了。我知道，abc的道歉声明对皮尔森而言是一种侮辱。尽管他一直以“放炮”出名，却是个老练的记者，对诉讼并不陌生。多年来，他遭遇过不少诽谤诉讼官司，但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所谓威胁，我相信不过是一种讹诈手段。
这起公案还有一段附笔。1991年春，我为《60分钟》采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那时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曾经漫长而辉煌的事业已步入黄昏阶段。在他的鼎盛时期，克利福德曾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之一，直通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我在那年春天采访他时，他刚刚写完自传《总统的辩护律师》。主要的采访内容集中在他和与他相交甚密的三位最具活力的民主党总统之间的关系，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但是，《60分钟》的观众没在节目中看到的，是我们就1957年德鲁•；皮尔森事件的谈话。时隔34年后，克利福德向我透露肯尼迪家族当时有多么恼怒。
我的电话响了，是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他说：“我必须立刻见你。”然后，他来我的办公室说：“我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是《当仁不让》。德鲁•；皮尔森说那不是我写的，这让我很不高兴。”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他的父亲打给肯尼迪参议员的。参议员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爸爸，我让克拉克来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老肯尼迪说：“我是肯尼迪大使。”我说：“您好，大使先生。”然后他说：“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回忆这一切时，克拉克会心大笑。接着，他向这位前大使先生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但是，前大使先生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听了这个故事，我还是不能确定：如果形势所迫，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会把我们推上被告席。当时，参议员正在精心准备总统大选，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可能就是为了《当仁不让》的著作权进行高曝光率的法庭大战。
不管情形如何，肯尼迪家族已经拿起了枪。采访皮尔森的节目播出几周后，参议员把我请到他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他为写书做的笔记，并坚持声称皮尔森说的全是谎言。多年来，索伦森也一直坚称他和《当仁不让》没有关系。但对于他的否认，依然存在着质疑。198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帕梅特在《杰克：约翰•；f•；肯尼迪的挣扎》一书中披露了他对《当仁不让》写作过程的详细调查，他得出结论：书显然是由人代写的，“书的调查、草稿和大纲是其他人的集体劳动”，帕梅特指出，“而文风显然是特德•；索伦森本人的特色”。
肯尼迪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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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皮尔森所引起的争议，是我和这位美国杰出的政治家、我少年时的邻居唯一有过的一次接触。在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带领美国人跨越“新边疆”的这个时期，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奔波在美国各地和海外，但是很少去华盛顿。事实上，我那时频繁跳槽、经历一系列的动荡转折，直到1963年3月，我到了cbs新闻频道才稳定下来，之后我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力。当年9月，cbs开设了一档早间新闻节目，我被任命为新闻主播。在那里，我作了11月22日的新闻播报——那一天，达拉斯响起了枪声。
我们中多数经历过那场惨剧的人，会把肯尼迪遇刺看做是一种可怕的失常，是文明社会里不该发生的、在我们余生中不可能再出现的可怕事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惨案打破了这种天真的幻想。肯尼迪遇刺只是第一个，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间，频频发生类似的政界领袖遇害事件。民权运动时期两位最具精神领袖气质的黑人领袖都是被枪杀的，马尔科姆•；x于1965年遇害，三年之后马丁•；路德•；金被害，再过两个月，另一位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遇害。1972年在又一轮总统大选中，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途中一站遭到枪击。他侥幸活了下来，却落得终身残废。1975年9月，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加州接连遭到两次刺杀，前后仅隔17天。
每当新的暴力事件发生，都会唤起人们对肯尼迪遇害的记忆。福特总统被刺后不久，我采访了1963年11月那天为肯尼迪专车护驾的特工。他的名字叫克林特•；希尔，多年来，他一直拒绝公开谈论达拉斯发生的一切，和任何有关他在特工部门的经历。1975年夏天，希尔从特工部门提前退休，既然已经离职了，他同意上《60分钟》节目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