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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歌手了！”
在接受了系统的歌唱技巧的训练之后，邓丽君才发现，以前自己只懂得唱，演出对她而言就是一个“唱”字，对于歌曲感情表达，不敢逾越半步；可是现在她才知道什么是表演，她意识到原来一首歌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唱出来，原来自己的嗓子还可以进一步开拓。这种认识方面的转变把邓丽君带入了演艺生涯的另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每天除了工作、演出外，邓丽君就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学日文、练嗓子，琢磨日文歌曲的内涵，力争把词和曲最浓、最醇的“味道”表达出来。
邓丽君为了在刚刚进入的日本歌坛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便采用了“泰丽莎·邓”（teresa teng）的艺名。据说邓丽君是因为宗教情结才选取这个艺名。邓丽君从小就加入了基督教，虽然她并不像许多教徒那样虔诚地每周到教堂做礼拜，但她却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宁静的信仰。在阅读圣经和宗教书籍时，邓丽君深深地敬仰并喜欢第十代基督教徒玛加·泰丽莎修女。因此，她才有了这样的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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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丽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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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不断努力，不过要适应迥异于台港的日本音乐界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出道之初，为宣传新歌，邓丽君常常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当时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时期，整个歌坛笼罩着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气。那些来日本发展的外国歌手，为迎合市场需要，也不得不走日本式的偶像路线，身着缀满花边的迷你裙、穿上纯白的袜子、别上蝴蝶结，摆出一种小女孩的姿态边唱边舞。陈美龄就是以这种方式走红日本的。
“我已经过了十八岁，是个大人了，恐怕不适合再去做青春偶像了。而且青春偶像和我的个性也不符，我只会唱歌，要我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到时候恐怕我只会记得跳舞，忘了歌唱。”邓丽君对记者这样说。
一直以来，邓丽君在舞台上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歌，她热情、投入地把自己真诚的歌声带给了观众。如果为了讨好观众就竭力模仿与自己性情不同的他人，邓丽君就会失去自己的。她的目标是做个唱片歌手，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青春偶像。邓丽君拒绝媚俗，追求自己的目标，当然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着鲜明的个性，邓丽君才能在日本大放异彩。她那自然乐观的态度、优美温柔的歌声，很快就打动了日本人，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比少女歌星更有魅力的偶像。
虽然邓丽君尽力保持自己的风格，但身在日本歌坛，她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这不单单是指歌艺的提高。她也要适应日本歌坛的现实状况。“为了融入日本演艺圈，她好像拼命打扮得很华丽似的。”台湾的一些留学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说她上日本电视时的服装与他们平常看到的打扮实在是有点不同。一位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的台湾人也曾经说：“在日本，她是标标准准的‘泰丽莎·邓’，而邓丽君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却很普通，是邻家姊姊那种类型的……参加红白歌合唱战时的服装最怪异，好像极尽能事地华丽一般。”尤其是在日本走红后，邓丽君对日本歌迷总有一种感激与尊敬参半的心情。因此，日后到日本工作和演出的时候，她都是以一种特别符合日本口味的演艺人员身份出现的，尤其是在服装上。毕竟，这曾是她倾洒最多心血的地方，同时也是她立足世界歌坛的关键所在。由此，邓丽君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包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和无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邓丽君，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只是泰丽莎·邓，而无法真正进入邓丽君的世界。
日本歌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严酷。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学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为了打开知名度，公司还给她安排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宣传”在日本乐坛是极为重要的策略，娱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几乎把宣传视为生命，当然，他们选择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国纵断”和“打歌”是常用的宣传时段。
日本歌星发片时常用“全国纵断”的宣传手法。也就是在三个月内，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本岛各地作全国巡演。由于邓丽君的歌迷的年龄层不均匀，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样在暑假期间巡演。邓丽君忙碌的巡回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后。每逢邓丽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国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宣传期间，就走遍了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到处都有邓丽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在日本她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宣传唱片、接受采访、登台表演、出席晚会，各种场合都得出现。这种密集的宣传方式曾经让邓丽君大呼吃不消：“坐飞机起起落落，睡不安稳，有时下飞机，就要去赶场，连饭店都没时间进，还不如坐火车可以舒服睡一觉。”
“打歌”是一种非常费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时段内只唱一首歌、重复地唱同一首歌。邓丽君在每有一张新歌问世时，唱片公司便给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让她每天不停地反复唱这一首歌。不论是上电视还是现场表演，就只唱这一首歌，并且服饰、发型等打扮也都一样，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为一体，深植于观众心中。邓丽君对这种方式还比较赞同，因为这种在三四个月里反复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让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词的发音和表达。
时日久了，邓丽君还是喜欢这种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来是不惜在歌艺上付出的。关键的是，“打歌”只是一种给的时间长而实际占用的并不多，因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传手段，包括“全国纵断”。
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出单曲时，邓丽君会寄唱片给姚厚笙，有时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给姚厚笙，不过她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于是有一次姚厚笙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没时间写信了，“‘我字写得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她的字的确很难辨读，因为从小忙着演唱，所以没有好好念书。”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经让邓丽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额头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医生表示，幸而在没有恶化前及早发现。邓丽君因而如愿治疗，头上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常见邓丽君额头上缠着头巾，她说：“头巾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要遮住疤痕！”
邓丽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动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与她签有专属歌星合约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归宝丽多。邓丽君时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约履行，不得有异议，更不能随便耽误工作进程。邓丽君在日本的收入与公司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当时在日本拿的都是宝丽多的固定月薪。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项支出都是有详细的预算的，并严格规定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预算。
宝丽多公司把邓丽君的工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邓丽君的整个人、整个心几乎都交给了公司，一个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时，邓丽君常得一个星期赶五、六班飞机，使她疲惫不堪。每逢假日的时候，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开着白色小金龟车，带着邓妈妈出门购物。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看电影，尤其是爱情文艺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电影，时常是一天连赶两场。不过，由于日文字幕是从上至下的，邓丽君看起来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听声音代替看字幕，这样还能训练日语能力呢。
第一次到日本时，邓丽君和随身照顾她的邓妈妈住在旅店里。但因为她吃不惯旅店生生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