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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班上的业务尖子，应该留校做教师的，但因此却被开除团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学。不过，他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也都恢复了团籍，而且不久，曾华鹏调到扬州师院任教，范伯群调到《雨花》杂志做编辑，后来又到苏州大学任教，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此乃后话。
我们入学时，54届已提前毕业，55届是三年级生，却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热心的同学常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加以指导，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都与我们较熟，后来我留系任教后，又与章培恒熟悉起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我原以为当年受牵连的大概只此四人，顶多再加上一个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恒为模特儿，写过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概与他们关系较深。直到近年，我才问贾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还牵连了多少同学？”贾先生说：“一共牵连了20多位。比如，张德林、陈秀珠夫妇，已经毕业，分配在华东师大工作，也受到审查，陈秀珠是党支部书记，也被撤职，后来又开除了党籍。还有两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定为‘控制使用’，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在胡风案平反之后，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