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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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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最是校园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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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
苏联模式的移植
我们入学之初，正是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调整只是在大学组成结构上从欧美模式转为苏联模式，这远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细不遗。比如，在每天的课时安排上，我们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但有一段时期，却要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但课程改革仍在进行。听说在我们入学之前，课程体系已作过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并不了解变革以前的课程组合，所以也无从知道作过哪些变动。反正那时刚考入复旦，一切课程都很新鲜。只是有一门课改了之后，却很不适应，而且害处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语课中，一律取消英语课，而改学俄语。我们那时大都在中学学过6年英语，有些人从小学三年级读起，那就学了10年，水平虽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学习4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至少在一般的阅读和应用上应该是可以对付的。现在一律从头改学俄语，就得从字母学起，虽然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有些同学还对着镜子不断练习俄语字母中那个特有的卷舌音——р，但大学生的记忆力已不如中小学生，而专业功课却很紧张，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在外语学习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外，俄语学得好的同学就很少了。再加上毕业之后，不断地下乡下厂，更无法坚持外语学习。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把英语抛荒了，而俄语又没有学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外语水平差，当然要大大地影响学术视野，而英语的应用范围，实在要比俄语广泛得多，当初这一改，不能不说是因政治倾向而带来的教学改革的一大误区。
那时，不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思想，而且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业务学习。不过，对于中文系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文艺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论述语言问题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们学的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我们班是吴文祺先生教的“语言学概论”，理论部分完全讲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文艺学引论”的主要参考教材，则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这门课还没有上完，任课教师蒋孔阳先生就被抽调到北京大学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文艺理论培训班了。高教部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要把全国高校文艺理论课程都统一于苏联的理论规范。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白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同时又出版了同样格式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里面收的是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日丹诺夫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还有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两本书参照学习的结果，就把苏联的文艺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诠释。而新文艺出版社又以类似活页文选的形式发行“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一篇一两万字的文章，就印成一本小册子，以其价钱便宜，在学生中非常风行。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的理论观点完全跟着苏联走。
只有古代文学史课程，似乎跟得不太紧。虽然有些教师也使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