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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63。7％，讲师有49。3％，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谈巴黎的胜迹、柏林的风光，一副游历过欧洲的派头。等到进入检查阶段，学生们就追问他在欧洲干过些什么勾当。其实，他只是在日本留过学，根本就没有到过欧洲，当然无从交代起。而大杰先生是极爱面子的人，拆穿之后，面子上很下不来，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了上来。
刘大杰跳黄浦事件，在复旦是一大逸闻，老人们每谈起思想改造运动，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从老复旦们的谈论中听来的。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