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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现场上还有更激烈的辩论场面，胡守钧辩论得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但这份记录稿上没有写出，不知是记录者的疏漏，或者是发生在另一次大会上。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顶牛状态。
不过要说郭仁杰根本不抓三结合问题，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乱，他一会儿成立“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一会儿又成立“反逆流指挥部”，总之是想撇开原来那些造反派头头，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能听他指挥的权力机构，但是处处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结合的一方必须是原来的干部，即所谓“革命干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干部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选择，而是由他自己选定一两位进行结合。可惜他选得并不理想。
他的首选对象是原党委副书记葛林槐。平心而论，郭仁杰作此选择是有他的理由的，并非如对立派所指责的，纯属私人交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葛林槐并非杨西光的亲信，认为可以分化出来。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执，而且办事很小家子气，这样就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委里是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