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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29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