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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非常认真、使劲地画，甚至不怕把铅笔弄断。涂上色之后还用唾液洇湿涂匀，结果手上沾了各种颜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画完的画一张一张地贴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自由地发表观感的时候，大家对我那幅画只报以哈哈大笑。然而，立川老师怒形于色地环视耻笑我的那些同学，然后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夸奖的内容我不记得了。
我模模糊糊记得，光是手指沾上唾液涂匀颜色这一点他就非常赞赏。我清楚地记得，立川老师在我那画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很大的三层的圆圈。从此以后，尽管我不喜欢上学，但只要这一天是上图画课，我总是迫不及待似的，急急忙忙到学校去。
得了三层红圈之后，我喜欢图画课了。我什么都画，而且也的确是越画越好。与此同时，其他课程的成绩也很快地提高了。立川老师离开黑田学校的时候，我已当上班长，胸前挂着有紫色绶带的金色班长徽。
立川老师在黑田小学时，还有一件使我不能忘怀的事。
一天，大概是上手工课，老师扛着一大捆厚纸进了教室。
老师摊开那捆纸，我们看到一张平面图，上面画着许多道路。老师让大家在这纸上画房屋，喜欢什么样的房屋就画什么样的，要大家自己创造一条街。
大家都认真地画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主意，不仅画了自己的家，而且还画了道路两旁的树，年代久远的老树，开着花的树篱等等。
这样，他就把这个教室的孩子们的个性很巧妙地吸引了出来，画出了一条条漂亮的街。
学生们围着这张平面图，眼睛无不闪着光彩，脸颊绯红，自豪地望着自己那条街。
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大正年代 大正年代指1912—1926年。初期，老师这称呼是可怕的人的代名词。这样的时代，我能碰上以自由、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老师，应该说是无上幸运的。
促进我成长的第三股力量，是一个和我同一个班、但比我还爱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存在，等于给我提供了一面镜子，他使我能客观地观察自己。
总而言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他使我感到，我实在让人挠头。
他给我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这个爱哭鬼的标本名叫植草圭之助。（小圭请别生气，难道我们俩现在不仍然是爱哭的家伙吗？不过现在你是个浪漫主义哭丧鬼，我是个人道主义哭丧鬼而已。）
植草和我，从少年直到青年时代，渊源很深，像两根扭在一起的藤一样成长起来。
这期间的情况，植草的小说《虽然已是黎明——常葆青春的黑泽明》里写得很详细。
不过植草有植草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
其次，人有这种秉性：对关于自己的事情，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产生认识偏差。所以，我按自己的想法写我和植草年轻时代的情况，读者把它和植草的小说对照来看，也许最接近真实。
植草是我青少年期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植草如果不写我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情况就不能写他自己一样，我如果不写植草，也就不能下笔写我自己。
所以，我只好请读者原谅同植草的小说难免重复，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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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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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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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两个六十开外的男人打着一把雨伞，站在坡度很大的一条混凝土马路上拍照。
其中一个人回过头来，望着一直延伸到坡道高处的那道砖墙，抚摸着那黑褐色的砖。
“小圭，这还和从前一样啊。”
这时，那个被称作小圭的人也回过头来“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小黑，你还记得这家的孩子吗？”
“记得，咱们班里的那个胖子吧？他现在干什么呢？”
“死啦。”
两人沉默不语。只有闪光灯的光和快门的喀喀声。
拿照相机的那人对身旁的男人说：“这里就到这儿了。下面以这边做背景。”他指着砖墙的对面。
共打一把伞的两个人彼此瞧了瞧。
“拿它做背景多没意思。”
“可也是，可供回忆的影子一点儿也没啦。”
“没想到学校的房舍一如往昔，但更没想到黑田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两人斜穿过坡道，进了神社。
“这里的石阶还依然如故呢。”
“牌坊也是如此。”
“不过，那棵大银杏树似乎比从前小了。”
“是我们长大了嘛。”
这就是为《文艺春秋》杂志社的“旧友联欢”栏目拍摄照片时，我和植草阔别二十年之后重逢时的情景。
那是十一月十五日，是“七五三节 七五三节，日本传统节日。日本男孩三岁和五岁，女孩三岁和七岁时，为了祝愿他们健康成长而去神社参拜。”。冷雨敲击着银杏的金黄色落叶，神社内有两三对父母打着伞，带着他们盛装的年幼孩子前来参拜。
可能是这种情感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乘《文艺春秋》杂志社的车，去了我们小学时代常去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车窗外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我曾划过船、曾捕鱼为戏的江户川上，已经架起高速公路，公路仿佛盖子似的横跨江面。江水犹如排污水的暗渠一般，显得那么阴郁。
坐在我身旁的植草，对我津津有味地谈着我们少年时代的情景，可是我却注视着车窗外面，一声未答。
雨敲打着车窗。
窗外的景色虽然变了，可是我却没有改变。
这时的我，真想像从前的“酥糖”那样哭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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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花开向阳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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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花开向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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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故，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久远了，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看起来，不把广角镜头换成望远镜头是不行了。
而且，如果不把照明全部集中到对好焦点的我俩身上，光圈缩到最小，那就不会出现鲜明的记录。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格大与人殊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裳，裤子也不是小仓 小仓是日本和服面料的著名产地之一。的料子做的，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请小圭别生气，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说你，这足可证明我的印象没有错。）
说起一碰就倒，小学时代的植草的确是常常因跌倒而大哭。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们两人总是在一起。
这样，我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植草了。
这种关系，后来被植草写进他的小说中。他是在小说的“运动会发生的事”这一部分里写的。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我一个箭步蹿了上去：“好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品——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是水彩颜料——走到卧病的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
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这样，不知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了。
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这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