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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埃及，魁北克，蒙得维的亚任过职，最终成为公使。是他给了儒勒建议吗？不能排除。儒勒·乐和甘年纪轻轻就想担起家庭重任，想要向母亲证明他能够负担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但如果只注意这些原因，就会忽视他作为年轻人对所处时代的好奇心。
二十世纪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开始，继承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精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了对其他文化的和平的开放，而欧洲最终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
1900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儒勒时年15岁。博览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当时的北京，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支持这场排外复清的运动。义和团成员杀死了二百位传教士和三万二千名中国基督教教徒。运动最终以外国势力的暴力镇压，慈禧出逃到西安结束。
中国，“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更好世界的灯塔”。在二十世纪初，这两个都塑造了普世形象的国家相遇了。而儒勒仿佛正好成为一个双方之间的协调人。从1909年儒勒到达成都，一直到1945年他在哈尔滨的领事馆死去，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段。中国的这段历史，可以在儒勒写给外交部和他母亲的书信中得到复活，这些书信是见证。正是这些书信，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奇妙的国度动乱的内幕，一个做外交官的儿子的日常生活。我们此时必须要结识玛利亚了。
回到1908年，此时儒勒心里交织着得到新职位的快乐和要离开深爱着的母亲的痛苦。玛利亚，儒勒的生母，当时不顾世俗的巨大反对，拒绝了儒勒生父的求婚，虽然其他条件看来都很适合婚姻。这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人始终是她的至爱。他和她保持通信，只要他的外交职务允许，就来和她会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另类的一对情侣，由远距离的爱情结合，又由于对儒勒的前途担忧而聚到一起……
和父亲的分离，并未给儒勒带来损伤。玛利亚甚至十分看好儒勒和他父亲的通信。从儒勒上中学，直到他在中国做外交官，他和父亲之间都保持了书面联系。
但更强烈的是儒勒和母亲的联系。儒勒崇敬并无限迷恋母亲。母子都不希望这种联系在儒勒去到遥远的中国后受影响。他们之间的书信习惯很牢固。稍微分离一点，就会互相寄明信片或一封信。儒勒从小就培养了书写的习惯，他给家里的其他孩子和社区的小报《a。b。c》（注：法文“好意见的集合”的缩写）写小诗、短故事及歌谣。除了写作，儒勒还有绘图、漫画和音乐天赋，使他在中国和在巴黎一样受到欢迎。于是，对于儒勒和玛利亚，书信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对话的新方式，也是儒勒忘记离家的孤独，玛利亚忘记独居的寂寞的一种方式。
“你不会因为看到我是‘作者’而生气的吧？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确实是品味问题。我一点没有野心让自己的名字印在蛋黄色的纸上，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因为，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一定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这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风格来讲述，而我……”命运的讽刺，在九十五年之后，他的女儿玛利·乐和甘，使父亲在这封从成都寄给玛利亚的信中拒绝的东西成为了现实。
这是在1909年，在这封信中，儒勒谈到自己对写作毫无天赋。他写着玩，并且为今后能从他母亲誊写来信的本子上重读自己的信感到满足。可以想象他拥有更多的读者，因为他的女儿期待着，他的信有这样的价值。是的，他写着玩，就像他玩音乐和绘画一样。他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蜻蜓点水，只为消遣，从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他自认没有想象力，控制自己的写作，除了给孩子写小故事外，从不采取虚构的形式。实际上，儒勒·乐和甘是个非常好的专栏作家，这类作家总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灵感。他为我们重新描绘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大人物和小人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的描述有时汲取了记者阿尔伯特·伦敦的笔调，后者在1922年写出了出色的报道——《疯狂中国》。有时候，他停留在诗人谢阁兰旅经四川时也停留过的小街小店旁；当他在北京的胡同里漫步时，我们会想起海军中尉皮埃尔·罗蒂的脚步。通过给母亲的书信和给部里的报告，儒勒·乐和甘加入到同时代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灵魂里； 和他们一样，在这个揭开了面纱的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脚步和笔墨。
不论是作为不可进入的远东的原型； 还是西方社会的扭曲的反映； 中国使人惊奇、震动、困扰和迷恋。阿尔伯特·伦敦在中国坚持要去了解对他不可知的东西，谈到这样一个国家，他向读者发出了挑战式的邀请：“这就是我要带您去的疯狂的国家，我的幸存的朋友！”。头一回进入中国国境的时候，儒勒·乐和甘急着向他的母亲写道：“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这几个字，至今仍然回响着内心的欢快，和那种到达了一个非凡国度的意识。
读过儒勒·乐和甘的书信，我们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醉，我们的眼下重新复活了这个男人的一生。1909年的一天，他去到这个神秘的中国，从而开始见证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是一个自愿陪伴我们做一次长途旅行的人。
那么，让我们和他一起出发。旅途非常漫长，有时是痛苦的，然而却十分美妙。是一个人一生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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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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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将要最终明白关于中国的问题……
阿尔伯特·伦敦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重要省份。儒勒就是在这里放下了他远来中国的行李。好几股外国势力在这里驻扎，就像所有最落后的地区一样，四川刺激着最强烈的贪欲。它拥有尚未开发的自然财富（米、茶、水果、煤炭、丝绸，等等）。四川的地理位置也不比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逊色，它有由英国人占据的到西藏的入口，也同时和法国人影响很大的云南省比邻，它的地理、战略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像其他的外国势力一样，通过它在重庆和成都的领馆，开启了在四川的外交和商业活动。
“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气，但不俗气。不太整饬，也不太复杂。街道上铺着熨贴的大块砂岩石，灰紫色，穿袜子和木屐踩上去都很柔软。街上既充满了往来的脚步声，又有轻松而风度翩翩的哒哒小跑。富有的大商店不停地向外流散出丝绸。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
谢阁兰想象中的“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最后在现实中被他找到，这就是成都。维克多·谢阁兰在第一次中国之行行将结束的时候，碰到了儒勒·乐和甘。后者在他1909年停留在成都期间，还腾出床来给他睡。
成都像紫禁城一样是被城墙四面环绕的，城墙的四个角上城门敞开。因为发达的丝绸业，所以商业繁盛，人们把它叫做“锦绣王”之城。这个商业现象，和它滋养的生命活动打动了谢阁兰，以至于他忘记了艰苦的现实。吕西安·博达尔则通过大量的形象材料，展现了和谢阁兰心中完全相反的现实，他说：“成都，这个下水道，这个监狱”，对我们显示成都像是最糟糕的城市，那里到处是粪便交易，周围是砍头示众、麻风乞丐和日常的抢劫。幸好，他最后还是妥协了。其实是心怀畏惧的虚伪造作的风格，导致了他这样评价成都：“一颗珍宝，一种永恒的快乐。”观点和视角如此不同，给我们带来一种神秘感。显然，四川的首府在它的来访者眼中留下了最矛盾的形象。
到了成都，这个儒勒的一个北京上司眼中“中国最西”的地方，儒勒·乐和甘没料到进入了一个在封建和现代分界线战斗的地方。对于儒勒而言，这三年毫无疑问是学习的三年。当然一方面是对他从事的外交职业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相当复杂的中国的了解和学习。正是在这里，儒勒吸收了他的第一层中国知识，使他今后三十六年的生活都受益匪浅。
在二十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华帝国需要给自己配备一个和现代世界接轨的行政系统，旧体制渐渐被淘汰。第一批中国大学成立，毕业生到国外深造，1905年，科举制被取消，再也不存在旧式的封建官僚了。也就是说，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