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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们的厨师阿发是个例外。作为中国人，他被勒令离开，但他又沿着珠江悄悄回来了。父母惊喜地迎接了他。从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随着我们，度假也和我们一起回法国。他真正的家庭，是我们。
在广州的第一次起义中，租界被打破，我们和起义者发生了冲突。我当时5岁，清楚地记得，曾为了跨越领事馆的大花园而一阵疯狂奔跑。那是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子能藏到旁边银行的金库里去。父亲此时出门总是着装整齐（随时准备遭遇不测），他并开玩笑说，他的脑袋已经被标了价，不比一个小牛头贵！
后来，我回法国休假。在休假期间，我接受了阑尾手术，为了表扬我的勇敢，医生特意为我请来了当时的大歌星露露。
从法国休假回来后，我们去往另一个新城市：汉口。去汉口之前，我们先回了一趟海口。那时，征战的军阀和黑社会都想方设法从租界往外运送军火、药材……在一趟从重庆到天津的旅行中，我母亲天真地接受了一个要她捎带的包裹。下船时，英国海关发现包里全是鸦片。这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但您可以想象其戏剧性的效果。
上海
从1933年到1935年，我们住在上海，我在那里完成了小学的学习。2001年，我很愉快地回到了旧地。虽然不再有那所学校了，但那里的建筑外观丝毫未变。我发现上海法租界几乎和当时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城中小城。法国的艺术家、剧团、音乐家都到这里来创作表演。法租界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所有豪华气派……领事馆已经被拆掉了，但我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八层楼房（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贝当街525号 。这座楼房已经被新建设的建筑和街道包围了。
那时我12岁多，和我那些同龄的女友一起，我们像成年人一样热衷于社交。总是有“big party” ，特聘的厨师，组织的舞会……孩子们的聚会很多。遗憾的是，我没能结交到什么中国朋友。父亲则和我相反，他认识了许多中国人，并可以和他们随意交流。我们的环境比较封闭。在上海的法国学校里，只有欧洲人、俄国人和几个混血的中国人。
香港
1936年到1937年，我到达了在中国的最后一站：香港。香港，非常british（注：英国化），非常眩美……然后我就回到了法国。在菲力克斯？卢梭号越洋船上，我碰到了莫里斯？德共布拉。他为了取悦众人而假装追求我。我还留着他的签名。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得以认识当时的许多名人。
船上有三等舱位，我们来自领事馆方面，所以是一等舱的待遇。可以想象我们是怎样总处于让人观瞻的景况。在船上，我一天要数次换装。清晨，我们穿着宽大的缎子内衣下到甲板上。直到中午，我们要换上裙裤或者短小的运动衣，以便进行下午的羽毛球或板球比赛。晚餐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无尾常礼服，女人们换上晚礼裙。那个时代，上流社会的人们总是要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
我曾拥有多么灿烂的童年时代呀！尽管我们有不少佣人，父母还是坚持让我每天自己收拾床铺和房间。多亏有他们，我才真正接受了全面的贵族教育。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坚不可摧的伴侣关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许多童年的幸福来自于一个开明、幽默和多才多艺的父亲。他演奏小提琴，钢琴，写诗，画画……对所有的人怀着爱意。看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母亲比父亲年轻许多，他们在船上初遇时，父亲32岁，母亲才18岁。首先是我的外祖母被这个对她关怀备至的年轻人迷住。
我们和母亲常常说起中国，这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们有两个人格，一个在法国，一个在中国……要说明的是，那时在外交界的生活，不仅对于男人，而且对于女人和孩子来说，都不是休闲。领事夫人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工作：晚餐，茶会，开幕式，和传教士以及商人交流……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母亲非常注重展示法国在接待宴会、节庆等软外交场合的礼仪和风格。有时，她和那些太太们打麻将，玩一下午会被弄得十分疲倦，但这是生活中不得不应付的一部分。生活还是满沉重的，父母总担心自己没有为国家尽职。法国军舰从上海或香港路过，也成为举办接待活动的理由，甚至飞机路过也要庆祝一番。因为那是个崇拜长途飞行的时代，从法国到日本的航行成为经典代表。这些使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马司？赫兹和安德列？加比这样有名的飞行员，甚至还和多禾以及他的机械师作了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的旅行。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法国有幸在这一领域成为先锋。从那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读到，加比从巴黎去一趟东京要39个小时（他不久就在那里坠毁了）！ 那是个处处让人惊叹的时代，可惜现在我们不太容易，也不去寻找这种惊叹了。现如今可以随便上月球，什么都容易多了……能在八十二年中看到这一切变化，真是我的运气！这就是生活。
我遇到的中国人常常问我是否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问题让我感到愉快。有一个一眼可见的怪现象：我的弟弟扎维，和我同样在重庆出生吕西安？博达尔，我碰到的传教士……这些人都有着起皱眯缝的眼皮，就像我自己的一样。可能是中国的光线不同，使我们都眉眼低垂？……年轻的中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手术把眼皮割开（这是我在法国电视节目上看到的）。看来世界正在统一，不知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巴黎
1937年我回到了巴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决定性的。我们本该在1939年重回中国，但看到政治事态严重，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去了。战争爆发了（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海底潜艇太多，外交人员的家属被禁止离开法国。母亲、弟弟和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呆在法国，而父亲独自呆在哈尔滨。因为满洲里的制度变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直孤守在领事馆里，直到生命结束。
关于他的死，一直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说此话的是沙莱叶耶神甫，东正教教士。1948年，这个神甫曾在满洲里被绑架，1955年又再次出现。此事成为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母亲很快就见到了他，对于人们说父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沙莱叶耶神甫认为这是谨慎起见的说法。他曾经惊奇地亲眼目睹父亲突然倒下。父亲是否是被长期缓慢地下了毒呢？这始终是个谜……
战后，母亲用尽全力争取把我父亲的遗骨运回法国，但终未如愿。我们入葬了他的制服和指挥剑。一位曾经参加了革命，原籍俄国的科特加克先生，告诉我们父亲损失了三十二箱财产。父亲留给我们的所剩无几，除了他生前寄来的东西和信件……
这些信件在阁楼的箱子里放了三四十年。由于户主要求修复阁楼间，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些信件。这笔精神财富使我又惊又痛。母亲将其束之高阁，从未想公布于世，一定是因为她不愿回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去。而我，靠着精神和丰富记忆过活的人，想整理它们。尤其是从个人记忆上来看，一个年轻的法国领事，在中国历史的关键阶段去到那里，至死都在证明着他外交家的职业。他事业和精神的路程就摆在我们眼前。此事真的非同寻常。是的，他的见证对于历史和个人都无比重要，因为父亲始终是一个诚实的人。
玛利？乐和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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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生的旅行
！
博里斯·马尔坦
“现在轮到你了……”这几个回信上的字，决定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的生活和事业。我们现在回到1908年6月，一位叫威西尔的先生，用这样的话通知儒勒·乐和甘，他提出的在翻译部就职的申请，已经被外交部接受。这几乎是正式通知了，只要儒勒·乐和甘去见那位非常有影响的亚洲事务部的副主任贝特罗先生，就可以开始他的外交事业，步那位他了解很少的亲生父亲的后尘。
1897年到1903年，儒勒是布封中学的学生，他获得该校文科毕业证，这对于像他这样喜爱文字的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他取得了法学的本科学位，在艺术创造和梦想之上加入了严谨老练的精神。远东语言学院的文凭则解释了他最终的目的：去往中国。
到底是什么鬼使神差，使他选择去中国呢？儒勒·乐和甘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