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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的父亲 一个诚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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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我于1921年出生于中国，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
怎么说我的出生呢？嗯，看起来是满顺利的。因为我从未听到就此有什么抱怨。那时除了一个从扬子江下游专程赶来的法国医生，城里没有专门的医生。在修女们的帮助下，正是这位维鸿医生使我降临人间。这些修女的特点是从不独自行动，她们在每一项护理程序中总是两两成行。那时候，年轻母亲要在床上度过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是天堂，据说领事馆所有欧洲和中国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停地给小玛利带来礼物。
母亲当时应该是19岁，她没有乳汁，因而不能自己哺育我。维鸿医生只好请来年轻的中国母亲做我的乳母。所以我是一个中国女人奶大的。我保留了一张我的乳娘安娜发的照片。母亲因为不能亲自喂养我，总怀有犯罪感。
父亲和他的母亲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母子之情。我的祖母玛利亚死于1926年。父亲曾经非常敬爱她，所以把她也带到重庆来一起生活，尽管这对新婚的小两口来说相当不容易。我也很喜欢玛利亚，尽管她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我还是记得她的形象：总是微笑。有一天，我吃得太撑，她告诉我这样肚子会爆炸的，于是就用一根细绳子把我的肚子捆起来……
我和另一位法国孩子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母亲各自先后在使馆生产。我曾经很想与博达尔一晤，但未能如愿。毕竟他保存了关于重庆的秘密，而我留下了我的记忆。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特别喜爱的是他的回忆录。我想他是9岁回到法国的，而我在中国呆到16岁。成为他的仰慕者，是因为我曾想要讲述他所讲述了的一切。
两年前，我又去了重庆。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我重归旧地，为寻找我再也没有返回过的出生地。非常奇怪，重寻我出生的领事馆，我生命之源头的欲望，对于我惯常所表现的人格来说，显得有点偏执。虽然历尽周折，但这趟重庆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凡的。在旅行的组织过程中，我有幸碰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导游，而后她又和一个可爱的中国导游成为了朋友。
我带去了一张我出生时代的关于重庆法国领事馆的明信片，从上面可以辨认出一座欧式大型建筑坐落在山坡上，绿树环绕，四周散落着房屋。可是，如今的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了我带去的明信片，中国导游认为，法国领事馆是他知道的江边的一处所在。快10点的时候我们到了那里，两位导游开始询问当地居民，是否知道以前的法国使馆。一些人就像我们在中国总是碰到的那样，手臂一扬，给我们指示了非常模糊的方向。作为细节参照，我还带上了自己1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祖母玛利亚扶着我，放我的那张桌子摆在一排小台阶上。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已是漆黑的深夜。突然，我停在一座楼前，大叫起来：“这就是我的台阶，这就是我的台阶。”这正是照片上石阶的梯坎！在这座美丽建筑的底层石块上，我看见这样的石灰题字：“法国领事馆”。石阶直通房屋，大花园被一条路取代。我们看见屋里有隐约的灯光，就敲门试探。一个人打开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现在成了面粉装包车间。尽管时辰已晚，那人还是非常善意地让我们进去。
仍然有一丝怀疑。我不太确定，寻摸着，真的是这里吗？……直到在屋子里面的院墙上发现石头上刻着的题词 ： “1919年，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尔，在此指挥建造了法国领事馆”。这正是我出生的领事馆，令人震惊！我和两个导游都很激动。另外，当时的情景是深夜，我们提着小灯笼照明，给这一切增添了探险意味 。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这个石头上的题词，真是奇迹。七十年后，找到我出生并于2岁就离开的领事馆，真是动人心魂。这趟在重庆的逗留，成为我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仿佛普鲁斯特所说的追忆似水年华……
海南
1923年，我们来到中国南部的海南岛，海南当时的首府是海口，那里靠近广州。我的两个弟弟出生在此。领事馆环境优美，我还记得那些椰子树，因为我们要不断躲避掉下来的椰子。那儿有一些蝎子，曾经爬满了花园。还有海盗，曾在当地留下恐怖的传闻。有一次，海盗要去修道院。大修女看见这些人下船，就关上修道院的门，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她们跟海盗说不能通过……反正后来他们就真的没进去！
对于修女们主持的圣万桑孤儿院，我有非常清晰的记忆。她们收养所有被扔到阴沟里的女婴，由于穷困，那时的人们不得不只保留男孩。我记得是三个大修女管理这个孤儿院，她们穿着异常宽大的裙子，戴着从圣万桑时代就未曾改变的三角尖锥帽。她们走来走去，怀里总是抱着小宝宝。这些任务让她们忙碌不堪。在我记忆中，现在仍然有一股淡淡的从婴儿室里传来的味道，夹着尿骚和奶腥，因为她们实在没工夫及时给每个宝宝换尿布。
这些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成为年轻男人向往的对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开办的刺绣工场工作，这些小姑娘接到许多求婚请求。修女们对这些婚姻都要从中插一手。她们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向当地人探听这些求婚者的情况，决定姑娘们的取舍。她们可不能让一手养大的女儿轻易出手。
我还记得海口的一个大胡子神甫朱里奥特，还有埃塞尔多医生，雷奥代神甫。雷奥代神甫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总是用大嗓门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这些人，神甫呀，医生呀，都年纪一大把。但其实他们也不过就30到35岁。那里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一些美国人。有一位欧亚混血的贝特罗先生。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父母做了这些孩子们的教父和教母。这样，在我们的中国生活中，总能碰到七个小贝特罗中的某一个。无论在上海、汉口或者是广东……总有一个贝特罗在那里。
这是一段热烈多彩的领事馆生活。欧洲人为数不多，我们常常聚会，食品可以和当时法国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亲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从来没做过饭，她用一本法文菜谱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中国厨师阿发，按照我母亲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于是我们就吃着一位中国厨师（对法餐不屑一顾）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尽管我们是惟一的欧洲小孩，可一点也不寂寞。我的两个小弟弟和我，有各种球和自行车。中国成为我们的大游戏场。父母从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碰到的各种忧虑和问题。我们常去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去那里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为了爬到船上去，我们必须从水面上爬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这可苦了那些穿着大袍子和肥衬裙的修女。
在野外游荡时，我们被那其实是坟墓的小土堆吓着了。我记得后来，我们还藏到那些土堆后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没有为欧洲孩子准备的学校，是父母担任了教育我们的职责。像其他欧洲的孩子一样，我们由一个中国阿妈抚育，由一位法国神甫启蒙语法和文学。
广州
在重庆和海口之后，我们到了广州。这段时日尤其动荡，国民党当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6岁，从那时开始，我明白有一个做领事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代表法国的父亲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法国国旗在领事馆的屋顶上飘扬，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非常浓烈。我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国主义者。母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九个兄弟中的六个，由于他们的献身，我的外祖父在被军队征兵后又获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够作为工程师去印度支那修筑铁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回法国，和回国休假的父亲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记得他们曾告诉我这艘船的名字：“保罗？勒加”。父亲和母亲初次相逢，在船上，他们确认了要终身结合。
广州的政局非常紧张。中国起义者包围了法租界，我们无法出去。一个想出去的法国人被一枪击毙。领事馆的人挖壕沟，存粮食。停靠在珠江边的法国战舰给我们运送食品供给。任何中国人都不得留在欧洲使领馆工作。由于人手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