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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夫作品的笔记本，于是他似乎又一次退缩进自己顽固的沉默中去了。
还有一封更重要的给奥列加的信——重要性在于它与将要临近的事件有关。显然她知道他会听到对她作品唱的赞歌，听见人们提到契诃夫是她的“老师”；奥列加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只留下很少的个人文件，但这封信也在其中，表明这对他也具有特殊意义：亲爱的奥列加：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写这封信。
我想告诉你我非常欣赏“旧日”你对我那一如既柱的好意，谢谢你让我从你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现在仍然——非常惭愧——学问很低，但是你教会了我写作，教会我思索；你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亲爱的奥列加，我真想告诉你我常常回想起你的谈话，在写作时，常常想起我的老师，这样说是否太过分？那么请原谅我。
但是让我谢谢你，奥列加——感谢你的一切，但愿哪天我能写一本短篇小说集“献给”你。。如果我不能将死亡拒之门外，那么你也知道这是我的野心。
敬仰感谢你的k。m。只有现在，《幸福》发表以后，她才能真正看到——第一次——自己的作品编集成书后是什么样子，别人又是怎么看待它的然而，书评在劳伦斯那里引起了反感，他写信给玛丽？迦南说（她2月去了芒通），“看见她时替我唾她的脸，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至于他，我少说为妙。。让这两个人遭瘟吧。”不久又写信给柯特，“我听说《雅典娜神庙》在我们这位爬虫朋友掌管下一年损失5000英镑。。我听说他现在——或曾经——同凯瑟琳呆在里维埃拉——她正在苟延残喘，还想对别人发号施令。。两个爬虫，缠在彼此长长的肚子上。”显然劳伦斯不能忍受他俩相爱。
对于英国小说，1920年并非值得纪念的日子，威尔斯和本涅特开始失去在人们心中小说家的声望，因为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喉舌；福斯特、赫胥黎和多萝西？理查德逊只写了一些小作品；《恋爱中的妇女》虽然可以在美国买到，在英国仍未出版；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名字只为少数人所知，而知道乔伊斯的人就更少；凯瑟琳自己一年来都在评论一些不怎么样的书，其中唯一突出的似乎只有高尔斯华绥的《骑虎》；因此《幸福》虽然是世人从未加以重视的短篇小说，却成为一件大事，既是英国文学新的观察方式，也是新的声音。
知道此书并不值得如此称赞的评论家当然是凯瑟琳自己，她知道除了《序曲》《我不会说法语》和《没有脾气的男人》（她自己也很看重《幸福》）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无足轻重，或只是凑数而已，事实上，那只是她多年栽培的树上风吹落地的果实而已，她知道自己必须再写出好作品，或者就只有撒手而去，留下“零星片断”。
她非常清楚该怎样做得更好，因为评论《夜与昼》的经验使她思考过小说和战争。似乎不仅本涅特，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所有老作家都准备重新追寻爱德华时代的生活，连维吉尼亚也不例外。凯瑟琳知道至少自己受到战争和疾病的影响，必须找出“新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新思想，新感觉，对此她已说过很多：你知道已没有时间去绕弯子说话，他们砍倒了樱桃树，卖掉了果园——这的确是我需要的气氛和感觉。是的，跳舞、黎明以及火车上喊着“跳下去”的英国人——所有这些加上背景。。我不明白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怎么能够放弃最近这10年，重弹老调：什么爱德华为什么不明白，维不愿意受诱惑或（见本涅特）为什么12客一桌的晚餐需要改换等等，如果我不评论小说的话，永远不会去读它们。
然而她信中谈到的原则总是比她的实践更为一目了然，她的工作是间接的，在伊莎贝拉别墅写的8篇故事中，有5篇（包括《已故上校的女儿》）是“孤独女士”主题的变奏，2篇描写婚姻生活中的孤独，只剩下《小姑娘》讲的是别的主题。8篇中有3篇以死亡为主要原因，讲到死亡如何影响生活。
《已故上校的女儿》当然还谈到许多别的事情，其绝妙的处理时间变换的方式——一种与别的作家无关的技巧，而且在1920年没人能与之匹敌——表明时间本身也是一个角色。
在伊莎贝拉故事中有显而易见的逃避自我、战胜个人的意识，甚至在《小姑娘》中，人们也不再认为叙述者是凯瑟琳自己。如果说这些老小姐故事有些单薄乏味，是故事的不足之处的话，那么世上所有老小姐、女仆、年轻家庭女教师的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她们都是爱德华时代的牺牲品，皇家学院曾作过尝试，试图为这些英格兰过剩的妇女做些善事，这是建立皇家学院的目的，比切姆小姐也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她的孤独女士故事记述的历史超过了人们所承认的。
当然，这些故事并未公开针对社会宣称妇女的作用，凯丝？比切姆从来就不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所写的许多孤独女士故事中没有一篇能打动一位爱德华时代的读者，使他“坐下来开一张支票”；这也是维吉尼亚？吴尔夫钦佩她作品的一个原因。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自己的职责纯属创造性工作，只涉及形象思维，与环境无关。她的作品表达的主要价值是想象本身的价值。
“我们是艺术家”，她常常对默里宣称，如果有任何东西是她想加以改进的话，那就是文学形式，这种形式通过她的想象可以获得真实的力量。1908年从那个妇女参政会议上逃跑后，她写信给加纳特？特罗维尔（她认为他也是一位“艺术家”）！
房间里开始热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骚动不安的抵触情绪，已经过了10点30分，我跑到街上，空气清新，满天星星，因此决定我不会去做一个参政者——世上有的是笑声，噢，我觉得自己可以用容易得多的方式来补救世界——你说呢？
根据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看来，那“更容易”含着一些讽刺。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把自己绑在艺术的栏杆上时，没有好心的警察前来解救她。事实上，她反复回到她那孤独女士主题，谈论她的女性受害者，通过想象给她们以生命。
难道这仅是她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真的这些侍者——尤其是侍者——和旅馆仆人采取了一种无礼、傲慢，又稍带取笑的态度来对待一位独自旅行的女人？或者这只是她自己，可怜的女人的自我感觉？不，她的确不这样认为，因为哪怕当她最高兴，最自由自在时，也会突然感到侍者和仆人的腔调，奇怪的是这相应地损害了她的安全感，她似乎觉得某种对她不利的事情正在计划中，似乎一切人，一切事——是的，甚至连桌椅板凳这些无生命的东西——都“知道内情”——都在等待着那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事落在她头上，这种事一定会发生，而且总是会发生在世上每一个独自旅行的妇女身上。
几分钟后，同一位妇女一人呆在旅馆房间里面对着镜子：她抚摸着手笼，自言自语说“镇静”，但是太晚了，她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结结巴巴地说：“我必须，你知道。。我必须有爱情，。。我不能没有爱情而活着，你知道。。不是。。”说着说着，她心中的那团冰块融化了，变成了热泪，她感到这些眼泪滚滚流淌过她的身体，是的，她哭成了个泪人；她俯身在亲爱熟悉的手笼上，觉得自己要融化在泪水中了，完了——全完了，什么都完了！一切全完了，失败了。
通过给予她们生命，形象以及痛苦的经验，她的确多多少少为那些在世上独自旅行的人说了话。
她的疾病没有显示出缓和的真正迹象，但是早在11月，当她的心境仍然平和时，曾同富勒顿安排好将伊莎贝拉别墅租到1922年，她希望在那儿直住到痊愈，如果《雅典娜神庙》真的停刊，她就会让默里也来，两人可以再次从法国南部给国内撰稿。
圣诞节期间，默里决定加速这项计划的实施。2月，他回到伦敦去清理事务，其间他遇见了维吉尼亚？吴尔夫，他关于凯瑟琳的消息促使她写了那封凯从未回过的信。实际上他这次回来标志着默里夫妇同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仅仅因为他是重要的主编，他们才与他一直保持联系。
汉姆斯特的房子此时正租给西德尼？沃特罗居住，在维吉尼亚眼里，那儿已经是她称之为“底层”的一部分，后来则成为“猪圈”。1921年，维吉尼亚的确翻阅过凯瑟琳的作品，但读后感到要去清洗自己的头脑。直到凯瑟琳去世，不再成为威胁，维吉尼亚才真正想到她。
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