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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讽政诗，也曾使我的两位杰出的老乡——余英时和汪荣祖两教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余说他怀念国府，汪说他只是厌烦老共，却并不怀念国民党……吾人旁观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陈公这位瞎和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不论怎样，这才是第一流的诗、第一流的文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它不是“轻薄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黄的。但是在这些政治诗当中，汪精卫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只是喊喊革命口号，不够传统诗评中的所谓温柔敦厚也。至于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鸟儿问答》），那就是转型文学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讽父诗，七律一首，抄录如下：“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个人可以背诵，而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本刊三三八期页一三○）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功夫”的，旧律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竿。“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毛泽东那首“占领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他的老师胡适就说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学“境界”太低，作律诗的汉学底子也不够。作律诗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领，也只能到此为止，所谓“黔驴技穷”也。下棋的人有句话叫做“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其实做旧诗词，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旧诗词，尤其是那有限的几首“七律”，在宗黄、宗郑的两派诗人的眼光里，就诗论诗，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亚子说，“（诗）儿子毛泽东”，就诗论诗，并不是什么吹牛也。但是在“诗歌转型”期中，毛公诗以人传，写旧诗能写到“平仄无讹”的程度，也就算是难能可贵了……笔者原只是评那位青帮老头子、“假名士”袁寒云的讽父诗，为何又把毛主席请出来糟蹋一番呢？无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谓毛主席的诗词，全国同胞至少有上千万的人可以背诵吧，讨论袁世凯儿子的诗，把毛主席家喻户晓的诗也找出来，比较比较，就容易说明了，不是笔者故意要和毛主席过不去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的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著，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