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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 for ier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