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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著，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一八六四），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叫嚣，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的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最机密而可靠的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 a wrong enemy，on a wrong place，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独裁专制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美东新泽西州〗
四、中山要做独裁党魁，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