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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樊哙排闼而雪涕，爰盎当车以抗词，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戕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杀身”、“害成”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为陛下言之，虑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以钳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起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故徘徊郁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耳。陛下何不以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与旧德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凌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旰食之忧矣！
臣前所谓“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舜之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贤。元凯在下，虽微必举；四凶在朝，虽强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汉之元、成，咸欲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辩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
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庙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者。且百姓涂炭之苦，陛下无由而知；则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无由而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 ，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灭亡也。 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国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亲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信于上也，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补署，建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籓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致，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疠，继之以凶荒，臣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故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尔。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者，固其然也！
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始，以塞万方之望。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仁，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民苏息，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兆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闻德以修己，教以导人。修之也，则人不劝而自至；导之也，则人敦行而率从。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不以立教之旨未尽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匡时为忠；知人则任贤而去邪，匡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民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举贤正不遗其疏远，则化浃于朝廷矣。爱人以敦本，分职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于天下矣！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于遂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修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寿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致乎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七月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鲁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君无悯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诚而旱不害物，文公无恤悯而旱则成灾。陛下诚能有恤人之心，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植在视乎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食与财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劳，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齐”，《春秋》讥其国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而制军赋，间农事以修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祸乱。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居闲岁则櫜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修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宫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絏籓臣，干凌宰辅，隳裂王度，汨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