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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安分起来了。
日本内阁的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向来以孙先生的忠实门徒自居，自认为是中山先生最适宜的继承者，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长期以来的国民政府内最大的亲日派，汪精卫从中嗅出了一些不一般的气味。不甘于长期居于蒋介石之下的汪精卫感到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要来临了。
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协议规定：（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2）中国承认满洲国。（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5）赔偿日侨损失。（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双方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中国的最高统帅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云南等西南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5个到10个师的军队。
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在招待梅思平的家宴上，汪夫人，当着梅思平的面对汪精卫说：“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是决定了。
为了实现自己登上中国最高政治宝座的夙愿，汪精卫最后还是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
汪精卫最初打算是出逃到昆明或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地区，建立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亲日政权，促成对日妥协。早年受汪精卫提携和资助赴美留学的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忠实亲信。在得知汪精卫要出逃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他虽也倾向于和谈，但并不赞成分裂中央。几番犹豫之后，陈公博还是跟随汪精卫出走。12月7日，外出的最高统帅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最高统帅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最高统帅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最高统帅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这对十几年来不断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政坛宿敌，异常平静的分道扬镳。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最高统帅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12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跟随汪精卫出逃的有陈璧君，汪的死党曾仲鸣，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女婿何文杰，还有他的秘书陈昌焘。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9日，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最高统帅发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日本首相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一声明意味着，日本方面要在中国内部寻找愿意与他们合作的高层人物，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维护日本在华所谓特殊利益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很显然非汪精卫莫属。在所有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人物里，只有汪精卫的级别和政治声望最符合日本方面的需要。这个声明是根据重光堂密约而拟订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刘建业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听着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汪精卫所发的“艳电”。
“这个汪兆铭，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刘建业听完了“艳电”，并没有任何的惊讶，只是随手关掉了收音机。
“小妹，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个汪兆铭不是甘于寂寞的人，只要他找到他自认为有利的时机，他肯定会跳出来的。”刘建业对着自己的妻子说着。
趁着战事暂时趋于平静，刘建业也送信到宁波的老家，告诉家里人，最好收拾家里的重要资产，转移到澳门去居住。刘老爷子在接到信以后，也认为儿子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于是自己带着家里的主要人员，南下前往澳门，只留下刘建业的大哥大嫂看管祖业。刘家一行人到了香港以后，刘建业的妻子王靖芸却不愿意在跟随大家一起到近在咫尺的澳门，一心要转向前往湖南，和丈夫团聚。刘老爷子认为这是女人应该的本分，所以，也就派了几个人护送着儿媳妇辗转到了位于湘北的小城平江。
“大哥好像预先就知道了一样。以前，你和我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也会背叛国家民族。”王靖芸看着刘建业说着。
“这叫政治预见性。追逐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并不奇怪。只是追逐利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一些是可以用的，有一些则是不可以用的。是所谓大丈夫有可为，又不可为。”刘建业可不想因为自己知道历史发展方向而多做什么预言，结果被看成是怪物而被拿去研究，即使是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他也要小心的掩饰一下。
“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学这种人的。”王靖芸靠在刘建业的肩头说着。
“我认为，汪精卫只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罢了，后面恐怕还会有不少人去学着他，投靠日本人，搞什么曲线救国的。”刘建业可是很清楚的知道，整个抗战时期，仅仅是整支部队投敌的先后就有几十万人，将官百人，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有几十个，用降官如潮来形容，根本就不为过。伪军数量最多的时候，甚至比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总人数还多得多。
“大哥最好还是表示一个态度，这样也可以让别人放心。”王靖芸小声地说着。
“对，是应该表态的。”刘建业也觉得应该如此。
“小妹，我到办公室去一下。”刘建业马上就穿上军服，一路小跑，就跑到了军部的办公室。
“吴秘书，麻烦你起草一个电报，内容是坚决反对和谴责汪精卫在他所谓的艳电里的那些论调，表明我部官兵与日本侵略者决不妥协，坚决战斗到底的决心和态度。对了，汪精卫的那个艳电的内容，你都知道了吧？”刘建业害怕自己说了半天，吴旻文还不知道自己所说的缘由是什么，特意追问了一下。
“军座放心，汪精卫的那份通电的内容，我刚刚在收音机里就听过了。”吴旻文回答着。身为一军之首，战争时期还要兼管部队所驻扎地区的政务，刘建业深切地感到自己面对那些繁复的公文时候的无奈，索性就把原先在副官处负责文书档案的吴旻文调来秘书处，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带着一些原先投到自己部队里面的大学生出身的人员，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