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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唯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唯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唯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这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作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车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二十四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们坐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唯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郎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桔花，这件事后来被人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唯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得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十四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蒙眬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九千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决不能在别人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四十五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