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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的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的人从梦中唤醒。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鹰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了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便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象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关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的过去，她终于承认，以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扣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儿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