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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跟随着我；摄制组则由四名成员构成，两名魁梧的凯匹特摄影师，他们随身携带着沉重的像昆虫甲壳般的移动摄像机；一个名叫克蕾西达的女导演，头发剃得极短、头皮上有绿色藤条纹饰；还有一个名叫麦萨拉的清瘦的年轻男子是她的助理，耳朵上戴着好几副耳环。仔细观察，我发现他的舌头也打了洞，上面有一个弹球般大小的银饰钮。
博格斯让我们迅速移动到一排仓库前，这时第二架直升机也降落了。这架飞机送来了六名医生和许多箱药品——医生穿着白大褂，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我们跟随博格斯顺着一条狭长的小道往前走，这条道夹在两排色彩单调的灰色仓库中间，仓库的金属板墙壁锈迹斑斑，偶尔有一两个通往屋顶的梯子倚靠在上面。当我们来到大街上时，好像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今天上午的轰炸中受伤的人被不断地抬到仓库里，他们或躺在自制的担架上，或躺在独轮手推车上，或躺在四轮车上。有的肩上绑了吊带，有的手臂打着夹板，有的流血不止，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失去知觉，他们被人们急匆匆推进仓库，仓库的门头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h。我以前在自己家的厨房也见到过类似的情形，那是妈妈在处理那些濒死的病人，而这里的病人比家里多十倍、五十倍、一百倍。我本以为来到这里会看到大批被炸毁的建筑，却没承想自己面对的却是大批肢体残缺、鲜血横流的伤者。
这就是他们计划要给我拍摄的地方？我转过身，对博格斯说：“这样不行，我在这儿找不到状态。”
他一定也已经看到了我眼神里的惶恐不安，他顿了一下，用手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会的，让他们看到你，对他们来说，这比全世界所有医生都管用。”
一个指挥受伤的人进进出出的女子看到了我，犹疑了一下，然后大跨步走了过来。她深棕色的眼睛因疲倦而稍显肿胀，身上有股汗臭味。脖子上打的绷带大概三天前就该换了，挎在背上的自动步槍的带子正好卡在她脖子上，她抖抖肩膀，把它的位置调整好，然后竖起拇指，示意医生进入仓库，医生没有说话，完全听从她的指挥。
“这是八区的总指挥官佩拉。总指挥，这是凯特尼斯·伊夫狄恩战士。”博格斯说。
作为一个总指挥官，她看上去很年轻，大概三十出头。但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使你觉得任命她做指挥官并非偶然。我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她身边，感觉自己就像刚出壳的小鸡，懵懂无知地窥视着这世间发生的一切。
“是的，我知道她是谁。”佩拉说，“这么说你还活着。我们一直不敢肯定。”是我听错了，还是在她的话里隐含着指责？
“我自己也不敢肯定。”我说。
“她一直在恢复当中。”博格斯敲敲他的头，“严重的脑震荡。”说着他压低了声音，“流产了，可她坚持要来看望伤员。”
“喏，我们的伤员可不少。”佩拉说。
“你觉得这能行吗？把伤员像这样都堆在这里？”盖尔皱着眉头说，“我觉得不好，一旦出现传染病，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我想这比不管他们，让他们去死要稍稍好一点。”佩拉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盖尔对她说。
“没办法，这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如果你能说出什么好办法，让科恩支援我，那我洗耳恭听。”佩拉向门口挥挥手，“来吧，嘲笑鸟。不管怎样，让你的朋友进来吧。”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这个怪异的组合，打起精神，跟在她后面，走进这个临时医院。一种很厚重的工厂用的幕帘从屋顶垂到地面，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走廊。一排排的尸体摆放在地上，头顶正好挨着帘子，他们的脸上盖着块白布，把脸遮住了。“我们在西边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正在挖公墓，可我还没腾出人手去搬运这些尸首。”佩拉说。她在帘子上找到一个裂口，一下子把它撕开。
我的手紧紧抓住盖尔，压低声音说：“别离开我。”
“我就在这儿。”他轻声说。
我穿过帘子，扑鼻而来的恶臭令我难以忍受，所有的感官立刻受到强烈冲击，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捂住鼻子，挡住腐肉和霉烂的亚麻布的臭味，同时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仓库里闷热难当，顶部的金属天窗已经打开，但是外面的空气无法穿透这恶浊的臭气。从天窗透进来的一缕细细的陽光是这里唯一的光源。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这里昏暗的光线，看到大批的受伤的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有的躺在行军床上，有的躺在集装箱架上，有的躺在地上。黑糊糊的苍蝇在嗡嗡地打转，受伤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看望伤员的人在哀伤地哭泣，这混合的声音中透着无比的悲伤与忧愁。
在十二区也没有真正的医院，所有的人都死在家里，即使如此，似乎也比死在我眼前看到的这个地方强。但我突然想起，这里的许多人已在轰炸中失去了自己的家。
汗开始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淌，手心里也满是汗水。我张开嘴呼吸，想把这臭味驱赶走，眼前直冒金星，好像快要晕过去了。但我突然瞥见了佩拉，她正在很近的地方看着我，好像要看出我是否够坚强，他们信任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因此我放开盖尔的手，强迫自己顺着两排床的中间往里走。
“凯特尼斯？”从我左边传来了沙哑的叫声，在昏暗的光线里，有一只手向我伸过来。这声音给了我一丝支撑下去的力量。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一条腿受了伤，血已经洇湿了厚厚的绷带，上面爬满了苍蝇。痛苦写在她的脸上，但除了痛苦，她的眼神里还蕴藏着一种东西，一种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真的是你吗？”
“是呀，是我。”我脱口而出。
快乐。这就是她眼睛里蕴藏的东西。在听到我的声音后，
痛苦暂时消失了，心绪突然开朗起来。
“你还活着！我们不知道，大家都说你已经……我们原来不知道！”她兴奋起来。
“我受了重伤，但我好了，就像你，你也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得告诉我弟弟！”那女人挣扎着坐起来，冲着跟她隔开几张床的人喊道，“艾迪！艾迪！她在这儿！是凯特尼斯·伊夫狄恩！”
一个男孩，大约十二岁，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绷带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他露出来的半边嘴张开来，似乎想要喊出声来。我走到他身边，把他前额湿漉漉的头发捋到后面，轻轻地向他问了声好。他不能说话，但他的一只好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要把我脸上的每一个特征都印在心底。
在这闷热的空气中，我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叫起，声音传遍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凯特尼斯！凯特尼斯！凯特尼斯！”痛苦与哀伤的声音在退去，代之而起的是充满希望的呼喊。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我到处走着，握住伸向我的手，抚摩着那些肢体残缺、不能走动的人，向每个人说：你好，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这些话语是那么平常，没有激情和豪言壮语，但这没有关系。博格斯说得对。大家需要看到我，一个活生生的我，那就是希望。
大家把手伸向我，急切地想要触摸到我。当一个受伤的人用双手捧住我的面颊时，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谢道尔顿，是他建议我洗掉脸上的粉彩。如果我以凯匹特式矫饰的面容出现在大家目前，那又是多么可笑，多么不自然。我受了伤、我很疲惫、我有疤痕，这就是大家眼里真实的我，也正是如此，我才属于他们。
尽管凯撒采访时皮塔所说的话备受争议，但很多人还是问起皮塔，他们告诉我皮塔肯定是受到胁迫才说的那些话。我在大家面前尽量显得乐观积极，但人们听说我失去了孩子还是十分难过。一个女人在我的面前哭泣，我真想把真相告诉她，告诉她这不过是一个骗局，是游戏中的一步棋。但把皮塔作为撒谎的人呈现在大家面前对他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