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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
12月14日，晚上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生 命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每一个沉寂都萌发出生命的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12月15日上午10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
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
十二月中旬日记（5）
韩先生和我对这3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参赞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签名：约翰·拉贝主席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翻译：福田先生委员会出席成员：约翰·拉贝先生，主席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施佩林先生，总稽查（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
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仅携警棍。
6．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可以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粮米。（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没作明确表态。
）7．电话和水电供应必须恢复。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我们将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我们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我们明天需要100个～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时，原因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我的心情悲痛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帕奈”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死亡两人。一人是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是查尔森，“梅平”号的船长。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的一条腿断了，安德鲁斯少尉受了重伤，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这段时间里，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靠着一个几乎是空的汽油罐太近，结果把双手给烧伤了，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黑姆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摧毁了。基斯林糕饼店看来也已经片瓦不存了。我急切地盼望着这段动荡不定的日子能早日过去，我们现在对生存的忧虑的的确确要大于南京沦陷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手榴弹和炸弹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要做的是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讲，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委员会主席来讲，要胜任这一点，并不简单。
今天下午“帕奈”号炮艇的幸存者们要被运送到停泊在下关港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据说日本的舰队凡是能够航行扬子江航道的也已经驶入下关港。我估计，美国“瓦胡”号炮艇能够而且会驶往上海，因为受伤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安置在南京的。
十二月中旬日记（6）
我们再次写信给日本人，正式提请他们注意我们成立的红十字会分会。全文如下：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南京宁海路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参赞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