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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还幼稚，还远不及今日色彩缤纷。就这么说吧，我是初期的产物，当时图书、周刊中的彩色插图，还有玩具都是我们儿时的伴侣，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我想，那段时期的生活给我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影响了我想象世界的是当时流行最广的儿童月刊《儿童邮报》（corriere dei piccoli）中的插图。我指的是我三岁到十三岁的生活，十三岁以后才迷醉于电影，而且迷醉了整个少年时期。事实上、我深信最重要的时期是三岁到六岁之间；在我学会读书之前。
在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儿童邮报》常常刊印当时美国最有名的连载漫画：快乐的恶棍、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猫咪费利克斯、麦琪和吉格斯；不过，他们全部都改换成了意大利名字。当时也有几种意大利连载漫画；从当时作画趣味和风格来看，有的质量很好。在意大利，当时还没有使用圈线围住对话（三十年代引进米老鼠之后才开始）。《儿童邮报》改编美国漫画，去掉圈线，在每幅画下面加上两行或者四行韵文。我虽然还不认字，却也不怎么需要文字说明，因为图画本身已经足够。我就和这种小画报在一起生活；早在我出生之前，我母亲就已经开始购买、收集，一年一年地装订成册。我常常一连几小时翻阅每一期中的每个连载故事，同时自己在心里讲这些故事，以各种不同方式解释场景；我在演变这些情节，把单个的情节组成一篇篇幅更大的故事，思考并且挑出，然后再串联每一系列中的事件，把各个系列混合起来，发明出新的系列；于是，次要人物变成了主要人物。
我识字以后，得到的好处却很少。那些缺乏内容的双行韵文没有起什么启发性作用；我不懂的地方，那些韵文也说不明白。虽然，韵文作者不理解原作圈线里的话，或者是因为他不懂英文，或者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漫画已经被重复，没有文字说明。
不管怎么样吧，我当时没有顾及那些文字，却继续在图画及其系列范围之内（within）不断地高高兴兴地作白日梦。不可否认，这个习惯推迟了我专心阅读的能力的发展，我是在以后一个阶段通过努力才学会专心阅读的。但是，看没有文字说明的画肯定也是一种学习，学习编写故事、叙事风格和营造形象。例如，派特·欧萨里文（pat osullivan）善于在一小方块漫画纸范围之内画出背景，表现出猫咪费利克斯的黑色侧影，因为它在暗黑天空上挂着圆月的田野中迷了路。我想，这个表现法至今对我都很理想。
以后年月里我做的工作就是从纸牌上神秘形体中汲取故事，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个人物；其根源当然就在于我小时候着魔似的面对一页又一页的漫画反复思考。我在《命运多蹇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中想要描写的是一种“想象的图象学”，其对象不仅有纸牌，而且还有伟大的绘画作品。的确，我尝试阐释威尼斯圣乔淇奥修道院（san giorgio degli schiavoni）中的卡帕淇奥（carpaccio）的绘画，遵循着圣乔治和圣杰罗姆（st。 jerome）组画的次序，似乎这是一个故事，一个人的生平，而且要找出我的生平和这位乔治…杰罗姆的共同之处。
这种想象的图象学变成了我表达我对绘画的热爱的习惯性方式。我采用一种方法，以艺术史上名画，或者对我产生过影响的绘画为出发点，来叙说我自己的故事。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文学想象力视觉部分形成过程中，融汇了各种因素：对现实世界的直接观察、幻象的和梦境的变形、各种水平的文化传播的比喻性世界，和对感性经验的抽象化、凝炼化与内在化的过程，这对于思想的视觉化和文字表述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见于我引以为范例的作家，特别是那些特别有利于视觉想象力的时代，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在我编辑的一部十九世纪幻想故事文选中，我就遵循了在下列作家笔下故事中跳动着的幻景与图象脉搏；这些作家是：霍夫曼（hoffmann）、夏米索（chamisso）、阿尼姆（arnim）、艾亨多夫（eichendorff）、波托茨基（potocki）、果戈理（gogol）、奈瓦尔（nerval）、戈蒂埃（gautier）、霍桑（hawthorne）、爱伦·坡（poe）、狄更斯（dickens）、屠格涅夫（turgenev）、列斯科夫（leskov），一直到斯蒂芬逊 （stevenson）、吉普林（kipling）和威尔斯（wells）。与此同时，我还遵循了有时候是在同一作家作品中跳动的另外一个脉博；这一脉搏使幻想中的情节从日常的——一种内在的、心智的、不可见的幻景中跳跃出来，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登峰造极。
在二十一世纪预制形象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描述幻景的文学依然是可能存在的吗？现在看来似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我们可以回收利用已经用过的形象，在新语境中改变其意义。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倾向，讽喻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库存形象，或者把对于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奇异因素的趣味注入强调其疏离化的叙事技巧之中。二、我们可以把石版擦拭干净，白手起家。撒姆尔·贝克特通过把视觉因素和语言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办法取得了最为超凡绝伦的成果，好像是身处世界终结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出现的第一篇作品大概是巴尔扎克的《无名的杰作》（le chef doeuvre inconnu）。我们所说的先知洞察力源于巴尔扎克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处在文学史的一个交点上，有一种时而是幻景的、时而是现实的、时而两者共存的刺激或经验，但他显然经常受到各种自然力量的牵引，同时十分明了他所作的一切。
他是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三七年写作《无名的杰作》的，最初的副标题是“幻想故事”（conte fantastique），而最后的定稿则化为“哲学研究”（etude philosophique）。在这几年之内发生的事， 正如巴尔扎克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所说的，是文学扼杀了幻想。在这篇作品第一版（于一八三一年发表在杂志上）中，年迈画家弗伦费尔（frenhofer）的完美画作中只有一只女人的脚从混乱的色彩中、从昏迷的雾霭中浮现出来，得到画家的两个同事：普尔毕·普桑（pourbus poussin）和尼古拉·普桑（nicholas poussin）的理解和称赞。“这么一小块画布包含着多少让人愉快的因素啊！”虽然那模特儿不大理解，却也得到了某种愉快的印象。
在一八三一年单行本的第二版中又增添的几段对话，显示出弗伦霍费尔的同事缺乏理解，他依然是一个为理想而生活的、有灵感的神秘人物，然而注定要忍受孤寂。最后的定稿（一八三七年）增加了几页绘画技巧评论和一个结尾：弗伦霍费尔是一个狂人，连同他被信以为真的杰作一起被关起来，后来他把画烧毁，然后自杀了。
《无名的杰作》常常被评论为关于现代艺术的寓言。我在阅读这些研究著作中最新的一篇（胡贝尔特·达米什（hubert damisch：《闪闪的黄窗》【fenêtre jaune cadmium】，1984）的时候意识到，这篇短篇小说也可以当作关于文学的寓言来研读，其所指是语言表达与感性经验、与视觉想象力的飘忽不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扎克这篇小说第一版本中包含了幻想不可思议这一定义：“对于全部这些奇妙的事物来说，现代语言只有一个词语来形容：真是不可思议（it was indefinable）……一个恰到好处的词语。它总结了描写幻景的文学；它说出了我们精神中有限的感受力无法把握的一切；只要把这个词语摆在读者眼前，他就被弹射到想象空间中去了。”
在以后的年代中，巴尔扎克放弃了对他而言原来曾是关于万物神秘知识的艺术的幻景文学，而转向对于世界本来面目的详细描写；但他依然确信他是在表现生活的秘密。正像巴尔扎克本人长时间不能确定是把弗伦霍费尔造就成一个预言家或者一个狂人那样，他这篇小说也一直包含有一种歧义，而其最深刻的真实也就寓于其中。艺术家的想象力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这是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地阐发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适应着其他形式的秩序和混乱。在纸页上层层积累起来的词语，正像画布上的层层颜料一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