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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4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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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武元衡被刺案】
在李吉甫和李绛的斗法中,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甫最后居然胜出了,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充满了世事难料的感慨。
喜悦和感慨之余,李吉甫当然要竭尽全力报答天子隆恩了。
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立即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严绶为招抚使,会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
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颇为踌躇。他平日豢养的一帮死士见状,就向李师道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我等愿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并纵火焚烧东都宫殿,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
李师道闻言大喜,遂依计而行。
此后不久,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令当地士民人心惶惶。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又突遭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
消息传到长安,满朝震骇。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
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然而,战况却并不理想。
朝廷由于参战部队众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取得实质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视察战况。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遂坚定了讨伐的决心。
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给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
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武元衡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悄然向他袭来。
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突然射出几支利箭。侍从们大惊失色,当即逃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已经冲到他的坐骑前。
一道刀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
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
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行刺。
不过,裴度比武元衡幸运。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度头上,但裴度头戴的毡帽极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进路边的阴沟里。刺客正欲冲上去再补一刀,却被裴度的侍从王义从背后一把抱住。
王义死死抱住刺客,同时大声呼救。刺客惊恐,慌忙一刀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的极大藐视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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