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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魏博归顺·李绛罢相】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
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