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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首席宰相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当众揶揄，常衮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顾及了自己的宰相之尊，强忍着没有发作。
同日，新君李适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各级官员服丧期限的问题，常衮抓住这个表现机会，一再强调：“先帝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意思是指低级官吏，不是指朝廷百官。古时候每遇国丧，公卿大夫都要跟天子遵循相同的礼制，如今皇上须服丧二十七日，朝中群臣也当如此。”
百官闻言，心里都在问候常衮的祖宗，可表面上还是保持沉默，不想得罪这个首席宰相。唯独崔佑甫再次无视常衮的权威，冷笑着说：“先帝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是替朝廷做事的，哪一个不是‘吏人’？所以百官皆应遵从遗诏，一律服丧三日。”
常衮开始咬文嚼字：“按照古人的释义，‘吏’即‘胥吏’的简称，专指官员自行任命的僚属，岂能与公卿百官相提并论？”
崔佑甫寸步不让：“《左传》中有一句话，叫‘委之三吏’，其中三吏即指三公。难道史书上常说的‘循吏’、‘良吏’，也是指‘胥吏’不成？”
常衮发现自己掉书袋比不过崔佑甫，赶紧转移方向：“礼法不外乎人情。当今公卿大臣，皆世受皇恩，若与寻常百姓同遵庶民黔首之礼，于心何忍，于理何安！”
崔佑甫再次发出冷笑：“常大人坚持这么说，将置先帝遗诏于何地？倘若天子旨意犹能随便改动，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改的？”
常衮勃然作色，怒斥崔佑甫没有人臣之礼。崔佑甫毫不示弱，指责常衮肆意曲解遗诏。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新君李适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大为不悦，随即宣布会议解散。
常衮和崔佑甫如此撕破脸面、当众死磕，难道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吗？
如果你这么看，那就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爆发程度不同的礼法之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中十之八九都是权力之争。换句话说，所谓的祖宗礼法，往往只是政客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
常衮和崔佑甫之争，当然也不会例外。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常、崔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说到矛盾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唐朝宰相制度在安史之乱后的变迁。
玄宗时期，宰相班子主要由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以及一些挂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六部大臣构成；而在初唐时期作为当然宰相的尚书左、右仆射，此时基本上已被摒出宰相之列。从安史之乱起，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李唐朝廷开始把中书令、侍中这两个职衔拿来加授给一些功臣元勋，使得这两个宰相职位逐渐有了虚衔的性质。到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李唐朝廷进一步将中书令和侍中升格为正二品（原为正三品），从此这两个职衔就彻底变成了虚衔。
相应地，原中书、门下两省的副职——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由正四品升格为正三品，成为两省的最高长官。此后，唐朝的宰相通常就由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加“同平章事”衔来担任，其他的低阶官员（四品或五品）只要加“同平章事”衔，也可不问资历，直接拔擢进入宰相班子。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佑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佑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佑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佑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崔佑甫。
他当着常衮和百官的面说：“万物若违背自然，即为妖孽。猫抓老鼠是天职，如今却为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吗？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监察部门是否放纵了贪官污吏，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
代宗听说后，马上接受了崔佑甫的批评，并对他表示了嘉许和赞赏。崔佑甫这么做，摆明了就是要让常衮难堪。常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后就给崔佑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让他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
如果常衮是真的让崔佑甫“分知吏部选事”，那崔佑甫倒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吏部是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更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问题在于——常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权力真正交给崔佑甫。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崔佑甫借调到吏部后，每次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衮毙了。
什么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也很简单——你得罪领导了！
得罪领导是一件挺让人郁闷的事，但是崔佑甫并不郁闷。
因为他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衮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领导。崔佑甫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比常衮坚实得多。仅此一点，他就具备了跟常衮博弈的资本。
所以，当常衮在服丧问题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时，崔佑甫便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才会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和常衮叫板。
说白了，常衮拿服丧问题大作文章，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新君李适；而崔佑甫敢于公然和宰相叫板，也无非是想借此赢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扳倒常衮。
面对崔佑甫的挑战，常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坐以待毙。
跟崔佑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疏弹劾，声称崔佑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要求德宗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
为了增强说服力，常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弹劾是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发泄私愤。
被常衮代表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时任司徒、中书令，另一个是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于大历九年主动入朝，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事。他们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并不参与朝政，几乎从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衮则一向“独居政事堂”，大小政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次弹劾崔佑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给代表了。
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李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衮和崔佑甫为服丧问题而争执是假，因积怨甚深而借题发挥是真。从根本上来说，这场关于服丧期限的争吵其实是相当无聊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德宗还是比较倾向崔佑甫的。因为若无常衮的矫情，也就不会有崔佑甫的异议和这场无谓的争吵。
然而，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倾向崔佑甫也没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如今既然三个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佑甫显然说不过去。但是，把崔佑甫贬到潮州的处罚又未免太重了。思虑再三后，德宗只好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把崔佑甫贬出朝廷，但不是贬到山高皇帝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
本来，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而常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