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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着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着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畋缓笫啦⒂翱樗拇蠹摇保土ú⒊啤把战盍恰薄�
在音乐和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